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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

2018/05/16 | 鄒至莊  中央研究院院士

本年5月26日至27日,海外青年華人論壇 (OYCF) 的年會將在加州舉行。筆者被邀請到會陳述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參與改革的經驗。演講主要內容茲陳述於後。

筆者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是從1984年開始。1983年10月20日,中國教育部的王澤農處長與王複孫處長到我在普林斯頓的家來訪問。王澤農處長是負責推進經濟學與法律的教育,王複孫處長在教育部的外事處服務。每次教育部派人到國外訪問,必有一位外事處的官員陪同,他們邀請我回到中國幫助推進經濟學教育。我十分願意擔任此事,便答應在1984年的暑期,當我不需要在普林斯頓大學上課的時間,到北京講授經濟學,並代教育部邀請幾位其他著名的經濟學家同往。1984年的6月我到北京授課。在當年的7月5日首次有機會與趙紫陽總理會見。我們對中國經濟學教育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交談。從此以後,趙總理邀我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各種重要工作。

我當趙紫陽總理經濟顧問的第一項工作,發生於1985年的夏季。我抵達北京以後的第一天,趙總理派人來我的飯店找我,說總理十分關心中國可能發生通貨膨脹。因為在1984年的一年內,中國流通中貨幣的數量增加了50%。我為此做了一個計量經濟的研究,建立了一個經濟模型來解釋中國的通貨膨脹,解釋通貨膨脹的變數包括貨幣供應與實質GDP的比例,貨幣供應對通脹有正面的影響,實質GDP對通脹有負面的影響。另一個變數是去年的通貨膨脹,因為通脹發生以後有它的動量。我建立此模型以後,用它來預測1985年中國的通脹率,發現這通脹率不會太高,不會高於7%左右。我把這個結果告訴趙總理。這研究的結果筆者在1987年的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期刊發表。從1985以後我當了趙總理的經濟顧問,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1989年六四事件的發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從1988年秋季開始中國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影響中國一般居民的生活,其實從1986年開始的通貨膨脹是可以避免的。筆者在1986年以後從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沒有注意在1986年至1988年中國的貨幣供應每年增加約稍高於30%。如果筆者注意這幾年中國貨幣數量的增加,可以建議中國政府把中國貨幣增加的數量加以控制以避免1988年嚴重通脹的發生。

回顧中國政府決定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有四。1. 在文化革命時期,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極為不滿。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必須改變政策以得人民的支持。2. 執行中國計劃經濟的領導從過去的經驗瞭解計劃經濟的缺點。3. 東亞四小龍,亦即臺灣,香港,新加坡與南韓,實行市場經濟以致經濟發展成功。4. 經歷過計劃經濟時代的痛苦後,中國人民願意支持經濟改革。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國務院最高級的委員會是計畫委員會,該委員會是由一位副總理主持,在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那一年,是由姚依林副總理主持。在1978年中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後,中國國務院最高級的委員會是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該委員會是由趙紫陽總理主持,趙總理是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會的日常工作是由安志文副主任主持,當時的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是其他最重要的委員。筆者受趙紫陽總理的委派與安副主任及劉副行長合作,參與體改委的工作。體改委的主要政策是由安副主任,劉副行長及筆者決定。舉一個例子,在1980年代中國政府把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定得太高,1980年只用2元人民幣便能兌換一美元。因為美元的匯率定得太低,中國居民不可能用2元人民幣換得一美元。體改委的一個責任是把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逐步提高,筆者亦參與逐步提高人民匯率的工作。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是為中國建立一個適當的市場經濟,包括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市場價格的決定,金融與銀行體制,引進外資,對外貿易,法律制度的建設,高等教育,尤其是經濟學教育,和輔助市場非國有企業的建立。這些都是體改委的責任。中國農業的改革是從公社制度由一百多農民集團耕種改為由農民家庭分別在它們分配得到的田地分別耕種。參與集團耕種的農民不會努力,因為一個農民努力得到的收穫?由百多農民平分。改革以後,農民家庭分別耕種,每個農戶多勞多得。中國的工業的改革讓個別國有企業努力增加的生產歸於該企業,市場價格的改革逐步讓價格由市場的供與求決定,不像從前由中國計畫委員會決定。銀行體制的改革讓存款與貸款的利率由市場的供求決定,不像從前由計畫委員會決定。體制改革也包括把中國的市場開放以鼓勵國外企業到中國投資。把對外貿易,以往由中國的中央政府控制變為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建立的外貿機構控制和經營。法律制度的改革在1983年以後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的R. Randolf Edwards 教授與中國教育部合作在中國推行法律的教育。

經濟學的教育,正如上面所說,由筆者協助中國教育部(1985年是中國教育委員會)推行。中國政府在1993年極力鼓勵私營企業的建立,當年實行了「扒大放小」的政策,先讓小型的國營企業實行股份制,讓企業的管理人和員工買進企業的股份。大企業還被政府扒住,股份由政府的機構控制。因為中國擁有充分的人力資源,包括聰明能幹的企業家和努力苦幹的工人。中國政府鼓勵讓私營企業建立以後,中國的人才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