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不可貪，為商不可奸，若要做善事，手中先有錢」。這是150多年前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巖說過的名言。
「企業的責任就是為股東賺取最大的利潤」、「企業不賺錢是社會的罪人」，這是150多年後台灣多數企業家奉行的經營哲學。他們也都像百年前的胡雪巖一樣，認為社會責任、社會公益，是「賺錢之後」的事。
不過，隨著全球化與自由化浪潮帶來創富與破壞的雙面作用，國際間近年對企業經營的期許已不再只是「賺更多的錢」，而必須要對社會周遭負起責任，以促經濟繁榮、環境永續。也因此，國內主管機關早自2010年起就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 ty，CSR）逐步納為評估企業經營「績效」的一環。
社會仇富 盼有錢人做更多
事實上，最近幾年國內各大企業，不論基於主動或被動落實CSR，做的善事並不少，然而社會「仇富」的氛圍卻未見舒緩。何以致之？是有錢人做的還不夠多？還是社會對有錢人的要求太多？
要解釋「仇富」現象，先看幾個數字：台灣前1％的有錢家庭坐擁全台11％的所得；貧窮線下的家戶數達14.3萬戶，累計31.7萬人，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僅7.5萬元；高資產人數亦是31.7萬人，每人每年平均收入高達5,903.7萬元。
這種財富集中到金字塔頂端人口的情況，並非台灣獨有現象，鄰近星、港、韓、日亦皆如此，美國前1％家庭更占有18％所得。「1％對 99％的掠奪」，正是2011年「佔領華爾街」以來諸多類似運動的主訴求。風潮所及，全球有不少的大富豪承諾要捐獻自己至少一半的財富去做公益，因此我們也想問：「台灣的企業是否也可以做更多？」
對於這個問題，人生百味創辦人巫彥德的回答是：他搞不懂有錢人在想什麼！
人生百味，是以「台北街頭的麥田捕手」為期許，透過讓街頭無家者從事街賣等工作，讓在街頭生存的人受到應有的理解和尊重。巫彥德沒有顯赫家勢，但初入職場就決定投入社會企業，也是這一代年輕人貢獻社會的一種方式。
富人濟貧 應先了解貧苦
對有錢人，巫彥德總是搞不懂。與有錢人的每次接觸，都只是讓他滿腦的問號。他不懂有錢人大多都很樂於捐輸濟貧，卻少有人想要瞭解「窮困與貧苦」本質。
他更不懂有錢人總是花很多的時間告訴他，窮困與貧苦，是社會問題，而他也總是會問：「誰是社會？社會是誰？」在得到「是政府、是政府責任」的答案同時，幾乎可以聽到回答者的弦外之音：「為什麼要怪我們？為什麼是怪我們？」
確實，多數有錢人是這麼想的。在「資承新世代企業家慈善協會」成員集會場合裡，就都對社會將貧富差距的現象歸究於有錢人，他們認為，那是政客故意挑動「貧富」對立的神經，政府又為轉移社會上對政策不力的情緒，將責任刻意推給企業，「社會結構性問題，不是我們能夠掌控的。」
「資承新世代企業家慈善協會」是一群富二代所組成的非營利組織，他們受到清華大學訊工程系名譽授教授李家同的一句話啟發：「有錢人，應該要讓社會更好！」因此決定以弱勢兒童為對象，推動扶貧計畫。
從這群有錢的年輕世代看世界，台灣近年社會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質疑富人的德行。「這是真的，」台大社科院副院長、社工系教授陳毓文相當理解地指出，有錢人，在台灣社會中雖然經常受到讚譽，但貪婪和無情的形象「被放得更大。」
「仇富扶貧」自古得人心，在台灣向來有票房，這就是現實人生。
所以，中國科技大學財稅系講座教授曾巨威就對有錢人實踐「讓社會更好」的核心想法是「賺足夠的錢，好回饋社會」，覺得有趣而笑說，有錢人做慈善，可能是出之愛心，「但也是為了節稅。」
一如當年胡雪巖在戰亂中免費贈藥辦粥廠，是為了發財立名，雖然因此也幫助了很多人。
「不要期待有錢人不自私，」陳毓文很實際地引用美國加州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保羅．皮福（Paul Piff）的研究結果指出，有錢人比較會把貪心和自私的行為合理化，但Piff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有錢人並不都是鐵石心腸，只要有一點點指引，是可以讓有錢人對窮困有同理心。
效法比爾蓋茲 開心做公益
只是，那「一點點指引」，巫彥德認為是最難的。那「一點點指引」，也是陳毓文認為，是現階段台灣社會要深思的，當全球首富比爾蓋茲「把錢給別人」視為是「我們目前最開心的事情」時，台灣的社會，為什麼不能讓有錢人也能像比爾蓋茲，或是像美國矽谷的一些科技富豪，「開心地」做公益呢？
「關鍵在開始，」巫彥德認為問題的核心，是有錢人的起心動念是否基於對「窮困與貧苦」的理解？只有理解，才能翻轉、才能有所改變，「沒有任何路比自我轉變更為捷徑。」
最難的也就在開始，如何開始？在談到「有錢人，應該讓社會更好」的課題時，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曾對記者嘆道：「我覺得，這世界上最累的事就是做好人，而且是做一輩子好人。」從有錢的角度看世界，這就是現實人生，人生的現實，也就是這樣。 回企業家慈善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