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不乏有嚴重瑕疵的人做出偉大的事。在美國，我們只需看看蓄奴的開國元勳如喬治．華盛頓、湯瑪斯．哲斐遜及詹姆士．麥迪遜等早期總統。你可能會替他們主張，跟威爾遜相較，他們至少不比在他們時代盛行的標準糟糕。但那是繼續讚揚他們的足夠根據嗎？
紐奧良有一所學校的董事會認為並不足夠。採行決議後，校方宣稱學校不該以蓄奴者命名之後，便為喬治華盛頓小學改名，重新以一位努力廢除種族隔離輸血的黑人外科醫師命名。國家首都的名稱也應該重新考慮嗎？
哲學家艾尤梅．溫哥（Ajume Wingo）在《自由派民主國家的面紗政治》（Veil Politics in Liberal Democratic States）一書，描述了「政治面紗」如何模糊了政治體制的歷史細節，製造一種理想化的外表。同樣事情也發生在偉大（或沒那麼偉大）的政治領袖身上，他們成為灌輸民眾美德的象徵載具。
然而，隨著我們的道德標準改變，歷史人物的不同特徵變得比較重要，象徵可能發展出不同的意義。當1948年威爾遜的名字被套在普林斯頓的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上，還要七年才會發生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著名的公車事件，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尚未遭到嚴重挑戰。這一切現在都難以想像。所以威爾遜的種族歧視變得更顯著，而他不再體現對今日普林斯頓大學重要的價值觀了。
威爾遜對大學、美國與全世界的貢獻，不能也不該從歷史上抹殺。相反地，應該受到承認，以一種創造細緻對話的方式，討論改變的價值觀，包括他正面的成就，以及他對美國種族歧視政策和措施的貢獻。（本書摘自P262～263）
• 作者：彼得．辛格
• 出版：大塊文化
• 上市日期：2019/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