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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難關考驗企業家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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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添財 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

COVID-19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空前不確定性足可影響企業生死存亡,企業家非常時期非凡領導力更攸關企業個體與經濟總體的韌性。

防疫意識影響自身調適及企業治理。景氣衝擊之預測,從重挫會強彈(美國前Fed主席柏南克)到「I 型」直墜(「末日博士」魯比尼),各家看法南轅北轍。

疫情蔓延已使全球逾15億人口被「禁足」,經濟急凍。聯準會更預測美國會有4700萬人失業,失業率將達32.1%,比大蕭條的1929~33年間的25%、金融海嘯由2008年1月的4.9%攀升至11月的6.7%,更為嚴重。

制度面,存款保險、失業救濟等與1930年代大為不同;金融監理與倫理法制也在金融海嘯後大幅改善。政策面,目前對企業直接無限QE與個人直接所得補助等金融財政措施,對防範類似1930年代有效需求不足之大蕭條,或2008次貸危機,不能說沒有幫助。

疫情阻滯市場移動性(mobility),人流、物流與金流依人際接觸密集度與環境互動差異,受到流速大小不等的破壞。一再加碼流動性(liquidity),或有助於暫免投資者被動式清倉套現的危險。只是根本上的資本與營收如果沒有步上正軌,衰退甚至蕭條仍在所難免。

探討此疫情發生時機背景的經濟本質,有助於企業領導的價值觀與趨勢觀。

1982年以迄的新自由主義,發行美鈔與對外投資創造出規模空前的國際流動性,但國內投資與就業相對不足,生產力降低,大量進口海外低價產品維繫低薪化,企業只能以高「利潤份額」保住利潤率,結果單位生產勞動成本雖下降,但貧富差距擴大與消費力疲弱影響內需,國內投資、就業與生產力的下降形成惡性循環。低利率債務驅動終於引發金融風暴。一再QE量化也只能勉強維繫「平庸經濟」。

金融海嘯與先前的石油危機,或1930年代大恐慌,都是「50年循環」末期的長期生產力由盛轉衰時,不同因應政策所產生的不同性狀「危機」。經濟要長期穩定成長需待另一波新科技創新經濟生態系的重建。工業革命以來「機械化生產」、「大量化生產」、「自動化生產」,如今「智慧化生產」、「再生能源」與「商業模式」,實乃最新階段的生產力革命。

「生產力 = 勞動力 × 科技力」。數位經濟新興AIOT網路科技、跨域平臺整合與創新商業模式,不只像傳統科技提高勞動生產力,更可根本改變價值的創造與交易方式。傳統「貨→場→人」價值鏈改變成為「人→貨→場」;「互動」取代「交換」,消費者「體驗」取代「偏好」;「數位價值」取代「勞動價值」,創新力重於勞動力;精準(precision)凌駕價格(price)優勢;市場服務導向的價值驅動(value driven)取代科技製造導向的債務驅動(debt driven)。從4G到5G,運算力×通訊力×連結力更可擴大百萬倍以上。「數位轉型」才是企業領導的新價值與大趨勢。

線上線下(O2O)互補整合,品牌、社群、跨域互動加乘,巧合地與COVID-19對產業結構、消費行為與國際關係的影響,產生同向加速作用。勢不可逆,我們台灣病毒防疫的超前部署與精準治理已樹立國際典範,期待企業家們發揮新而強的領導力,樹立經濟防疫的另一國際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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