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導致盲點 模型裡的經濟學家

在建構我們所生活的世界這件事上，經濟學家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為支撐過去數十年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種種安排提供了知識架構、敘事和理據（如果你認為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新自由主義」，那也可以）。他們是否也將參與摧毀這種秩序？抑或他們將協助重新設計該秩序，使它得以避免因為自身的極端和矛盾而毀滅？

經濟學這門科學可以非常強大和有用。但到了實踐者手上，經濟學經常出錯—例如經濟學為二○○七至○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奠下了基礎，也推動一種不可持續且不健康的全球化模式。我們到底哪裡錯了？以本書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為例，貿易協定的分配後果是經濟學家自身的模型準確料到的，那為什麼經濟學家對這些後果如此排斥？

傲慢、過度自信和政治幼稚都是原因。但最令人驚訝的原因，可能是經濟學家往往不忠於他們自身的學科和訓練。經濟學家往往忘了經濟學並非一套預先確定的結論和政策處方，而是一門非常重視脈絡、僅提供因時制宜答案的學科。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一個問題不適合以「答案取決於……」來回答。（當然，經濟學強大之處在於我們通常可以確切說明答案取決於什麼。）如本章將說明，經濟學家遇到困難，往往不是因為他們過度認真對待經濟學，而是因為他們對經濟學不夠認真。

經濟學家捲入公共辯論往往是因為他們的研究與政策有關，但他們極少清楚意識到他們的公共責任。如果他們擔心自己的話被特殊利益集團綁架，他們是否應該選擇性誇大或淡化自己的見解？如果某個聲名狼藉的獨裁者的兒子邀請經濟學家協助發展經濟，他們是否應該接受？如果經濟學對某些問題未有可靠的見解，經濟學家是否應該直接承認「我不知道」，然後任由對問題更無知的人主導公共對話？如果經濟學家希望加強參與公共事務，他們將必須更加注意這些問題和接下來幾章討論的問題。

諾貝爾困惑

二○一三年，法瑪（Eugene Fama）、席勒（Robert Shiller）和漢森（Lars Peter Hansen）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式名稱為「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許多人對此感到不解。法瑪和席勒都是備受敬重的傑出學者，人們的不解因此與他們的資格無關。人們覺得奇怪的是：諾獎委員會為什麼選他們一起得獎？

這兩位經濟學家對金融市場如何運作的看法，似乎截然相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法瑪是「效率市場假說」之父，該理論認為資產價格反映所有可取得的公開資訊，而這意味著我們不可能一直打敗大盤。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席勒則花了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證明金融市場運作得不好：市場常常漲過頭或跌過頭，容易出現泡沫（資產價格持續上漲，但基本面因素無法解釋），經常受「行為」而非理性力量驅動。這兩種理論有可能都正確嗎？諾獎委員會是否只是兩邊押注、對沖風險？

我們無法知道評審委員心裡怎麼想，但他們的選擇突顯了經濟學的一個核心特質—以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一個關鍵差異。經濟學研究人類的行為，而人類的行為取決於社會與制度脈絡。這種脈絡本身又是人類的行為有意或無意中創造出來的。這意味著經濟學的主張往往並非通用，而是僅在特定脈絡下適用。最好和最有用的經濟學理論，從一組具體的脈絡假設和預期結果中推斷出明確的因果關係。

因此，金融市場的表現有時一如法瑪的理論所述，有時則一如席勒的理論所述。這兩位學者的理論，價值在於使我們在特定條件下懂得期望出現某一類型的金融市場表現。在理想的情況下，它們也有助我們在特定關頭選擇應用適當的模型／理論—雖然如稍後所述，這種情況太罕見了。（第三位得獎者漢森的貢獻在於設計出檢驗市場表現是否完全理性的統計方法，得獎是合理的。）

在金融經濟學中成立的上述道理，在經濟學的其他領域也成立。勞動經濟學家不僅關注工會可能如何扭曲市場，也關注在特定情況下，工會可以如何增強生產力。貿易經濟學家研究在特定情況下，全球化可以如何減輕或加重一國內部或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開放總體經濟學（open-economy macroeconomics）研究全球金融運作在什麼情況下維持或破壞一國的經濟穩定。發展經濟學家研究國際援助何時可以減少貧窮，何時不可以。經濟學的訓練除了要求我們認識市場如何運作，也要求我們認識種種市場失靈現象，以及政府可以幫助市場運作得更好的種種方法。

經濟學家的不當行為

經濟學因脈絡而異的靈活本質既是它的長處，也是它的缺點。在二○○七至○八年全球金融危機醞釀和餘波盪漾期間，這種缺點充分暴露出來。隨著全球經濟墜落懸崖，經濟學界的批評者提出了合理的質疑：經濟學家是否為這場危機的共謀？不受約束的金融運作對社會有益這種觀點，正是經濟學家賦予它正當性並廣為傳播。經濟學界幾乎毫無異議地警告「政府過度管制之危險」。經濟學家的技術專長（至少在危機爆發之前看來是一種技術專長）賦予他們製造輿論和接近掌權者的優勢地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極少經濟學家發出警告（席勒是預言遭漠視的極少數智者之一）。或許更糟的是，經濟學界未能提供有益的指導意見，幫助全球經濟擺脫困境。對於世界經濟長期復甦和成長需要怎樣的貨幣、財政和監理措施，經濟學界從不曾有共識。

許多局外人因此認定經濟學需要重大改革。他們說：燒掉經濟學課本，重頭重寫吧。

弔詭的是，總體經濟學和金融學不缺了解危機如何產生和發展所需要的工具。事實上，如果沒有經濟學界的工具箱，我們甚至無法理解這場危機。例如中國決定累積巨額外匯儲備，與加州一家房貸放款機構過度冒險有何關係？如果不借助行為經濟學、代理理論、資訊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的一些見解，我們不可能解釋這種相互關係。在經濟學文獻中，有關金融泡沫、資訊不對稱、誘因扭曲、自我實現的危機和系統風險的模型應有盡有。解釋這場危機及其餘波所需要的一切，幾乎都在經濟學期刊中！但在危機爆發前的多年裡，許多經濟學家淡化了這些模型的教訓，特別重視那些認為市場很有效率和能夠自我糾正的模型，導致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管不夠有力。換句話說，法瑪的理論太受重視，席勒的理論則太被忽視了。

凱因斯曾說：「經濟學是用模型來思考的科學，加上選擇適當模型的技藝。」在全球經濟危機這個例子中，經濟學令人失望之處正是選擇模型的技藝。經濟學家（和相信他們的人）對他們偏愛的模型變得過度自信：他們深信市場是高效的、金融創新將風險轉移到最有能力承擔風險的人身上、自我監管效果最好，以及政府干預是無效和有害的。他們忘了有許多其他模型提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傲慢導致盲點。經濟學在科學的那一面表現不錯，但在技藝和社會學那一面就不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