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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有事情都站在金錢那一邊

當所有物體都變成現金,所有特殊的東西都變成普遍的東西。圖/freepik
當所有物體都變成現金,所有特殊的東西都變成普遍的東西。圖/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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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年輕人出生在一種主流文化中,這種文化敦促、支持並獎勵我們保持選擇的開放性,這導致許多隔離金錢和市場的牆已經倒塌。儘管仍有些牆擋住了金錢的攻擊,我們還不能出售孩子、器官和選票–目前還不能。但開放選擇文化一直在逼近,它站在金錢那一邊,反覆地問: 「為什麼還不能呢?」

直到最近,大多數文化還是限制著可以用錢交換的東西,這使得金錢和它所統治的市場,能夠保持在適當的位置。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生活的某些領域──宗教、自然、政府、性、健康、兒童、教育、新聞、科學和死亡──與市場、商業和金錢交換領域之間,都設置了障礙。哲學家邁可.桑德爾(MichaelSandel)以簡單的方式陳述:大多數文明都很認真強制執行「金錢買不到的東西」。

桑德爾寫道,設下這些障礙的原因是,如果你允許它們被買賣,某些「道德和公民利益」可能會腐敗。如果你可以買賣選票,民主選舉的公正性就喪失了;如果你能買賣公共地位,榮譽的價值就會改變;如果你能買賣研究成果,那麼對真理的追求就被扭曲了。

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Walzer)寫道,當你將一個領域的權力(如金錢、名望、美貌或政治關係)轉化為另一個領域的權力時,就會產生不公正的行為。對沃爾澤來說,公正是「地方性的,特定的」。也就是說,我們建立了一個屬於這個區域的體系,讓人知道如何公正地選出教堂的牧師,如何公正地投票選舉與統計,如何公正地給予一個村莊榮譽,如何在體育比賽中公正地取勝,以及如何在研究過程中公正地找出真相。當金錢入侵這些體系時,它可能會摧毀這些地方性和特定的承諾。

如今,許多隔離金錢和市場的牆已經倒塌。到了二十世紀後期,經濟學家們已經開始討論所有事物的市場,他們發表了關於「犯罪市場」、「生育市場」、「約會市場」和「投票市場」的論文。大眾知識分子開始將市場描述為政府的一種形式,(正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Friedman〕所寫的那樣)「人們每一天、每小時,都在透過支出進行投票」。市場不再是社會中的一個特定機構──它就是社會。

很多人擔心,如果我們不對金錢和市場加以控制,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現在可以出售我們的血漿,有些金融知識計畫甚至鼓勵負債的人這樣做。我們可以為努力的志業買到一支遊說者大軍,還可以用籌款票買到與政治候選人共處的時間。我們可以購買報紙上的贊助內容,或者,如果有足夠的錢,甚至可以購下整份報紙。我們可以購買自然資源來消耗,購買雇傭兵來部署,購買冠名權來展示。今天,幾乎沒有錢買不到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儘管沃爾澤已提出那樣的警告,我們還是允許金錢領域和地位領域融合在一起。金錢已經從單純是獲得某種商品和服務的一種方式,轉變為一種身分的象徵。雜誌會介紹富豪,歌曲裡會讚頌富豪,電視節目裡會播出富豪的故事,人們還會詢問他們對政治和文化的看法。在某些特定領域,獲得地位的途徑,已經不再是取決於該領域人給予的敬重,反而是取決於你賺了多少錢。

過去建立那些障礙,就是要確保金錢只是一種方法,服務於特定的人類目的。但是,當金錢擺脫了那些限制,接管了整個文化時,邏輯就顛倒了:金錢成為目的,而特定的人類商品,比如心愛的物品、建築、工作、才能、工藝,以及最重要的──人,反而成了服務於金錢的方法。

金錢以兩種方式向我們心愛的一切宣戰。第一,金錢的液化能力(liquify,讓物品變成現金)。當獲得金錢成為最高目標時,我們可能會在看待生活中所有特定「固體」時,都用「流動」(金融)價值來衡量它們。它們主要的價值,不再是值得承諾的東西,而是可以拿來交換金錢的東西。甚至在最私人的層面上,你都能看到這個過程──「商品化」的作用。當蒐集棒球卡的魔力消失了,而你開始思考這些收藏品的金錢價值時,這個瞬間,你和卡片的關係發生了一些變化。感覺就像燈滅了,它們就不再有生命了。這種例子的另一個版本,是處理傳家寶的方式。當你開始思考祖母的古董桌能賣多少錢時,它就不再受到珍愛了。

在商業層面,你可以看到隨著「金融化」(金融投資者在商業決策中的權力日益增強)的興起,金錢讓物品變現的能力逐漸增強。企業有能力平衡多方承諾:對投資者、客戶、員工、產品,以及對其影響的族群和地區。但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股東至上」的理念占據了主導地位,認為企業的唯一要承諾的對象應該是股東。這種想法最初是一個模糊的學術概念,但最終成為董事會和商學院的主導信念。那些擅長在企業各個承諾對象之間進行協商的官僚管理者,不再是美國經濟的駕駛員,掌控者變成了金融家。這種「金融化」的結果是,企業開始專注於提高股價,犧牲其他一切也在所不惜。如今,企業不再那麼注重長期研發、培訓員工和留住員工,也不再經營總部所在的社區。如果把公司拖垮,或讓它被併購、拆分,對投資者來說是最好的選擇,那就這樣吧。

這樣的現象,也出現在整個社區和公共機構的逐漸商品化中。在我的家鄉,比起我年輕時,現在的房價大幅上漲。結果,人們現在一直都在談論房價。現在那裡的政治討論,經常是圍繞著這件事是否會影響房屋價值。我甚至曾聽到一位家長反對學生的正面改變,因為那可能會降低考試成績,然後,因此拉低房價。

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Simmel)描述了當金錢的邏輯成為一座城市「所有價值的共同分母」時,會發生什麼事:每件事和每個人的特殊性,他們的個體特徵、特定價值,和不可比較性,全都會被掏空。齊美爾寫道:「所有的東西,都以同樣的比重,漂浮在不斷流動的金錢流中。」人們開始模仿金錢的「無色和冷漠」,以「就事論事的態度」對待一切。剩下唯一的定性問題是「多少錢?」而個人貨幣化、公司金融化和社區商品化,這所有現象的共同之處在於:為了保持選擇的開放性,它們都將所有的特殊性質融為金錢這種最不特別的東西。

金錢向我們心愛的東西宣戰的第二種方式,是普遍化。這就是「商品化」:把特定的工藝變成更普遍的產品,藉此賺更多的錢。有時,這種扁平化的形式是,用販售最低標準產品的連鎖店,取代各種工藝商店──獨特的雜貨店變成了沃爾瑪,獨特的咖啡店變成了星巴克,獨特的五金行變成了家得寶(The Home Depot)。其他時候,它採取的形式是,在整個行業中散播通用的方式。也許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偽豪宅了,使用《偽豪宅地獄》(McMansion Hell)作者凱特.瓦格納(Kate Wagner)的定義,偽豪宅是:「設計、執行都非常差勁,尺寸超大的房屋」,由開發商隨便規劃,完全不考慮也不照顧周邊社區鄰居和居住在這些房屋中的家庭。

我有一個朋友,她有一個很喜歡的牙醫。這位牙醫知道她的和她家人的名字,會跟她聊自己過去的故事,甚至會親筆寫節日賀卡寄給他們。有一年,在危急時刻,他把自己的診所賣給了一家私募股權公司。出售之後,他可以繼續執業,但必須遵守新老闆的規則,那間公司開始限制他可以購買的物品和提供的服務,強迫他使用一種新軟體來追蹤客戶的狀況,甚至要他發調查問卷給客戶,讓客戶在一到五顆星之間,為他的表現打分數。這些變化讓我的朋友感到很不舒服,她說「我不會給一個認識了二十年的人這樣打分數!」那位牙醫很快就離職了,他無法忍受被商品化。

商品化導致同質性:這種感覺就像是我們在公路旅行中,覺得每個出口看起來和感覺起來都一樣,這就是同質性。當金錢變成唯一的目標時,產品、公司、辦公室、建築,甚至是景觀,都開始變得很相似。正如加拿大哲學家傑拉德.柯亨(G.A.Cohen)提醒我們的那樣,金錢邏輯傾向於違背這樣的事實:人們想要特定的、有價值的東西,不會只是滿足於到處都有的東西。如果每樣東西都是「忽略了特殊性和多樣性的價值,單純只是加入或退出某些地方」,那麼「每樣東西在任何地方都會趨於相同」,因為每個地方都有「相同的要求」。換句話說,如果你希望「一切都是企業標準化的」,那麼就「沒有什麼會是好的」。我和其他人一樣喜歡奇波雷墨西哥燒烤快餐店(Chipotle),但沒人希望所有餐廳都是奇波雷。

當所有物體都變成現金,所有特殊的東西都變成普遍的東西,我們對周圍世界的承諾就會改變。如果一項物品既特別(由特定的人帶著愛為特定的人創造的)又持久(存在的時間夠長,讓我們能夠愛上它)時,我們通常就會愛上這項物品。但當一切都是平淡無奇的,由企業流程為盈利而製造,而且很容易變現時,我們就更難愛上自己生活的地方了。這還只是商業:當那些更需要我們依戀的實體──我們的學校、報紙、房子,甚至是敬拜場所,都被金錢的邏輯變現和夷為平地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種動態也改變了我們與同事的關係。當商業領導人擁有的,是以短期內最大化資金為目標的金融化思維,而不是以長期經營公司為目標的管理思維時,他會傾向於將員工視為可替換的資產,而不是特定的人。難怪金融化的興起,會伴隨著外包、裁員和工會解散的增加。如果金錢是唯一的重點,人就變得可以隨意丟棄了。

當金錢主宰一切時,那些夠幸運而沒有被清算的員工,通常會把他們的工作普遍化。公司不會去投資有技術的員工,而是把工作「去技術化」。一線員工被要求執行機械化的操作,遵循嚴格的標準操作程序,並把他們獨特的個性留在家裡。

這一切聽起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實並非如此。縱觀歷史,有各式各樣的活動,都是在努力把錢放回該在的位置,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將對特定事物的愛和承諾注入經濟的其他因素裡。十九世紀的藝術和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就是以手工、工藝和漂亮的材料為特色,今天,它的精神在農民和工藝品市場的興起中延續下去;保護環境運動致力於將荒野與市場的邏輯隔離開來;競選資金改革運動也對政府做了同樣的工作,它的口號就是「讓金錢遠離政治」;工會一直在努力迫使老闆們尊重特定員工的需求。除了以上這些,還有許多形式的本土經濟體系,它們大多是強調與社區和自然界的特殊關係,必須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的過程中,建立起並尊重這樣的關係。

有一些牆確實擋住了金錢的攻擊。我們還不能出售我們的孩子、器官,和選票──目前還不能。但開放選擇文化一直在逼近,它站在金錢那一邊,反覆地問:為什麼不能呢?

( 本文摘自皮特‧戴維斯著《選擇障礙世代:受困於「無限瀏覽模式」,將成為現代最危險的文化病症》,采實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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