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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防疫策略與經濟大未來

中國防疫採取「清零政策」,一小區發現有人確診, 全區封閉。圖/中新社
中國防疫採取「清零政策」,一小區發現有人確診, 全區封閉。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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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登興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從人類經濟發展史的角度,體制的好壞關係因應衝擊之能力與經濟發展是否能永續。面對新冠肺炎的沖擊,觀各國因應過程,大抵從境外圍堵而入境「清零」、從極端的人流管制到放任不管,可視為反映當事國體制的反射動作。稱之為反射動作者,以其抗疫策略的形成乃是在經濟學理上所稱「必然結果」、或內生性的均衡。

疫情自2019年末從中國的武漢爆發以來,迄今兩年多,全球染疫人口已經高達4億,死亡人數也高達576萬,規模大概僅次於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各國因應疫情的策略及執行成效,落差甚大。

以今年2月初WHO公佈的統計,染疫人口排名以美國的7,560萬人居第一,其次為總人口僅次於中國的印度(4,160萬),然後是巴西2,560萬、法國1,910萬、英(1,740萬)、俄(1,180萬),再來依序是土耳其、義大利、德國、西班牙均有超過一千萬的染疫人數。至於被公認的起源者中國,則僅有10.6萬人,占其14.12億總人口不到千分之一。差異之因相當多,例如人口總數、都市化程度、衛生條件,甚至人民的衛教知識習慣等等,難以一一列舉,當為學術研究課題。在此,我們要特別提出的是政經體制的不同,導致在防疫策略的不同、執行時之阻礙程度不同,後續經濟措施與疫後經濟表現的影響亦將不同。

首先,就人數而言,民主的美國以7,560萬居第一,而集權中國則只有10.6萬人。又染疫人數超過1千萬人的還有印度、巴西、法國、英國及俄羅斯、土耳其、義大利、德國、西班牙,其中除俄國之外,其餘九國均為民主體制、市場經濟的國家。再就染疫人數占人口比例,排名來看,則以丹麥的30.7%為最高,其次為印度29.82%、法國29.48%、英25.94%,美國也有22.73%,俄國則只有8.1%;中國不到千分之一。

感染比率最高的丹麥,採取被稱為「佛系防疫」策略,以增加疫苗覆蓋率為主,其防疫措施相較最為寬鬆,理念上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模式。因此其染疫人口比最高並不意外,然而死亡率則只有千分之2.1左右。更在今年2月1日領先歐盟各國取消所有防疫限制。值得注意的是,丹麥被《經濟學人》評比為OECD其中23個國家中面對疫情表現最佳者。(評比內容根據2020.Q4~2021.Q3期間五大項目:GDP成長率、人均家戶所得、股市表現、政府債務與資本支出;丹麥2021年GDP成長率高達3.8%是近15年來之最高。)墊底者為西班牙,不意外,因為西國經濟高度仰賴觀光業,受到旅遊禁令與服務型支出的崩盤沖擊特別嚴重;又民主自由的體制下,人民不盡服從防疫措施,讓疫情控制難度增加,經濟沖擊增大。

對照兩種體制,歐美為首的民主國家,其政策之形成與施行乃建立在個人自由與人權基礎上。中國嚴格的監控、普篩、強制隔離、封城與邊境管制的清零政策,移植到民主政體就窒礙難行,即便獲得法律背書,還是得面對抗議、遊行乃至請求釋憲的群眾反對而難以落實。況且在信仰自由下,訴諸教條而拒絕服從者也不意外。

大抵而言,在疫情之初,亞洲各國多數都與中國一樣,傾向於鎖國與「清零」的防疫策略。西方的歐美則相對較為放任,即便後來發覺事態嚴重而採行較為嚴格的防疫手段,也往往因為體制因素而難以落實。但隨著疫苗施打普及與疫病變異的輕症化,但傳染力增強,各國除中國外乃逐漸放棄清零的防疫政略。中國的「清零政策」,讓習近平主政後,在小康均富的目標下打壓市場經濟,加上中美的貿易戰與技術冷戰,導致中國以技術自主內循環的的對應政策下,經濟成長下滑的情況,雪上加霜。如IMF的預測,2022中國成長率只有4.8%,2023為5.2%,遠低於2014-19平均的8%。做為全球生產基地的中國,其經濟放緩對全球疫後經濟大未來的影響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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