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主要內容
工商時報LOGO

COVID-19帶來的總體經濟挑戰

COVID-19使多數企業不得不展開策略重置。圖/freepik
COVID-19使多數企業不得不展開策略重置。圖/freepik

已將目前網頁的網址複製到您的剪貼簿!

COVID-19加速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步調。隨著必要的發明與應用誕生,新技術對工作造成的變化,已遠比先前預測的更快發生。隨著數位醫療、數位學習與數位商務等領域的興起,經濟體系已從「傳遞原子」轉變為「傳遞位元」。舉個例子,二○一八年,英國的線上零售業務已成長到約為整體銷售的五分之一,而到二○二○年春天、封城最嚴格的那段期間,這個占比更是幾乎增加了一倍,就算到了封城限制放寬後,這個比率還是持穩在三分之一左右。可遠距工作的勞工當中,有三分之一勞工的工作本質已轉化為一個幾乎完全數位溝通的網路。而為了追求更大的韌性、永續性及保障,全球供應鏈也從「及時」模式被重新配置為「以防萬一」模式。

我們正活在列寧(Lenin)所評論的處境:「有時幾十年都沒大事發生,但有時幾個星期就可能發生數十年才可能出現的巨變」。COVID-19就是那樣的巨變。對很多人來說,工作與商務的本質已劇烈改變。全體人口正經歷著失業的恐懼以及醫療照護不足或無法取得的焦慮。幾十年來,風險被陸續下放到個人身上,如今買單的時間已到,但很多人卻想不出該如何支付這筆帳單。

儘管我平常就小心翼翼地避免因外界的紛紛擾擾而認定我們永遠活在艱難的時代,但這一次真的不同。多數經濟衰退導因於無以為繼的經濟成長時期(原本世人並不認為那些成長期無以為繼,但突然間某些事態證明它無以為繼)所長期累積的失衡。在那樣的經濟衰退期,總需求(家庭、企業與政府的支出)反轉,導致經濟急速陷入衰退。到最後,隨著先前的不節制行為被清理乾淨,經濟體系便會在支持性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失而復得的信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開始復甦。

不過,這一次我們所遭受的衝擊是卻總供給的大規模萎縮。這場疾病大規模毀滅了經濟體系的許多大型產業區隔(餐旅業、傳統零售業、運輸、國際教育),並可能引發廣泛的破產潮,同時導致大量民眾失業。這場疾病已導致國際貿易中斷,而它那如影隨形的幽靈也持續對商業投資活動造成壓抑。

影響所及,需求已隨著供給降低,到二○二○年年中,世界總產出平均重挫了一○%。諸如英國與西班牙等國家的產出縮減幅度,甚至達到前述數字的兩倍。雖然隨著某些封城措施放寬,經濟成長隨即回升,但只有特別幸運的經濟體才有機會在幾年內恢復到二○一九年年底的經濟規模。而且,即使恢復當時的經濟規模,經濟活動的組成結構也將非常不同。

這場疾病是在我的英格蘭銀行總裁任期即將屆滿之際來襲。當時,衛生主管機關原本判斷這場大流行傳染病應該可望在同年秋天之際獲得控制。因此,當時我們決定採取前所未見的財政與貨幣支援,以幫助家庭和企業能順利度過這個艱困但短暫的時期。其中,英國、歐洲和加拿大的目標是盡可能維護經濟體系的生產產能,尤其是希望盡可能讓最多人不必被迫離開工作崗位。美國政府則選擇另一條途徑,它接受失業大量增加,但支付更多的補助金給民眾。美國的方法將打破員工和雇主之間的依附關係,但能加速調整,尤其如果這場疾病比預期更久之後才落幕。

各地的中央銀行則採取過去一貫的作為來強化銀行體系的韌性,並迅速有效地採取行動,將可能威脅金融穩定的風險降至最低。另一方面,財政政策既慷慨且有效率;在封城最嚴峻的那個時期,一般美國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反而成長,成長率甚至達到二○○○年以來的新高。此外,明顯上升的不確定性以及支出面所受到的實體限制(例如對餐旅業與旅遊相關行業的限制),促使家庭儲蓄率大幅上升(加拿大家庭甚至償還了大量債務)。

但隨著時序從春天轉為秋天,整個世界看來還是無法擺脫受病毒的威脅。於是,很多人開始質疑,協助勞工與公司行號度過難關的那些應急措施究竟還要延續多久?因為不僅相關的成本變得日益龐大(財政赤字已堪與戰爭時期最惡劣的狀況相比),支援計劃還可能造成有必要關門大吉的艱困企業未能適時停止營業,而新企業又無法開始營運等風險。各國政府必須釐清這些過渡性支援計劃是否真的能成為強力支持經濟體系的長期耐用基礎?那個日子何時才會到來?抑或這些計劃最終只是暫時紓解壓力的無謂浪費?由於各方一開始認定那些強化型支援對策只是暫時的權宜之計,因此並沒有人積極反對採行那些措施,但隨著情勢顯示這些支援措施似乎已快成為某種永久且大方的全民基本收入,繼續施行這些對策的阻力也變得愈來愈高。

社交距離與經濟孤立的狀況持續愈久,失業的勞工就愈難以繼續保住他們的技能,難以培養新技能,更難以找到滿意的就業機會。更根本來說,COVID-19已加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轉型。很多就業機會將更快被遠距作業的效率與工作內容的加速自動化取代。與此同時,對於健康的疑慮可能會扭轉幾十年來較年老勞工繼續留在職場上打拚的趨勢。

整體環境的風險正日益上升。其中,家庭在權衡極端不確定性、高失業率與疲弱的所得成長等狀況後,開始縮減支出。企業投資也承受了類似的壓力。海外貿易因實體面的限制、地緣政治緊張與疲弱的投資等綜合因素而縮減。而極端不確定性(投資者為求心安而爭相購買最安全的資產)、疲弱的投資、高儲蓄與低生產力等因素的結合,導致全球利率繼續維持在異常低的水準。在各國政府未能實現「保護公民」的最基本職責之後,此時此刻,它們必須採取行動來重建信心。經濟體系已擁有它需要的支援,但它愈來愈需要方向。這就是我們必須明智使用財政職能的關鍵原因之一。很多人都觀察到目前的利率極端低,不過,不能因為極低利率可能促使支出提高,而認定極低利率是最優選擇。當期的支出雖可能有助於維持今日的活動,卻無法促進經濟體系明日的成長。另外,我們也不能輕忽簡單的債務動態影響—長期的入不敷出絕對無以為繼,即使我們目前還難以確定利率將在何時上升,並導致支出突然大幅減少。唯一明確的是,如果漠視這些風險,最後審判日將會更早到來。

世人經常以債務永續性(sustainability of debt)或不定形市場(amorphous markets)的支配力量等抽象用語來談論預算選擇。不過,預算選擇真正需要考量的是民眾生計的永續性。民眾當然知道,只顧眼前需要的支出不可能為他們與子女帶來更美好的未來。財政鞏固措施(降低赤字)以及由當期支出轉為資本支出(投資未來),是經濟福利(economic welfare)與代間公平的問題。

以下是新加坡資深部長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的結論,他以一種令人不安的較長期視角來看待這些趨勢:

所有國家的財政政策方向都已朝著個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偏移,並朝著短期或下一個選舉週期偏移,而非朝向長期偏移。舉個例子,一九六○年代,美國的預算有七五%是流向某種形式的公共財—基礎建設、學校、醫院、運輸設施等等。另外二五%則是流向個人的補助金。今日的情況正好相反,七五%流向個人,二五%流向公共財。這樣的做法本質上流於短視。這樣的做法有時確實能解決眼前的問題,但不會促成更美好的長期未來,也不會令人產生樂觀心理。如果不投資公共財,民眾就看不到你正在為長期的未來投資,在那樣的情況下,就很難使社會變得更樂觀,到頭來,社會上的民眾只會變得斤斤計較,一味關心「和其他人比起來,我得到的比較多還是比較少」。

過去一段時間,有些政府徵詢我的意見,我對它們的建議一律是—將支出分成三大類:COVID-19支出(緊急)、當期支出(基本的現行計劃,例如孩童照護津貼或國防支出),以及資本支出(提升經濟體系長期生產產能的對策)。各國政府的任務是要盡快且盡可能透明地從第一類支出轉型到最後一類的投資支出。一旦這場衛生危機最危急的階段過去,就是由「打擊恐懼」轉向「激發樂觀心理」的時候了。

政府的計劃必須考慮到新的現實。目前有愈來愈多跡象顯示,經濟體系無法回復到原來的狀態。還記得嗎?我的英格蘭銀行總裁老前輩使諾曼曾建議邱吉爾首相回歸金本位的舊有確定性。諾曼沒有想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悲劇加速了當時已在進行中的各種變化—美國強權的興起、愈來愈組織化的勞工不願犧牲工資來支持人為的匯率釘住政策、新技術的開發,以及促使決策速度加快的即時交易等—使他那個直覺潛藏了致命的缺陷。

同理,我們再也無法回到COVID-19爆發前的經濟體系。這有多重的含義。首先,COVID-19疫情在加速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過程中,正逐漸耗盡企業、家庭與政府的緩衝,而這些緩衝原本理當能幫助緩和變革性技術將帶來的痛苦變化。勞工已比我們先前預期的更快暴露在那些風險中。第二,COVID-19危機凸顯出韌性—所有形式的韌性—的重要性。第三,COVID-19使多數企業不得不展開策略重置。第四,新企業策略絕對必須概要說明他們的淨零計劃,否則就流於不完整。最後,已為了共同利益而做出巨大犧牲的民眾,高度期待能因此獲得團結一致且休戚與共的對待。

在應對這些情況的過程中,中央銀行將繼續發揮重要的根本作用力。中央銀行必須在劇烈變化的環境中,繼續提供貨幣與金融穩定的雙重錨定力量。在這場衛生危機最嚴重的階段,通貨緊縮的壓力明顯加劇。隨著利率下限(零利率)的挑戰變得愈來愈緊迫,更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路徑提高了政策彈性,且協助確保所有經濟部門的大規模槓桿化的挑戰能獲得解決。就這些考量來說,聯準會將其受託任務調整為追求「彈性平均通貨膨脹目標」(Flexible 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的時機,可謂恰到好處且令人感懷在心。中期來說,經濟體系必須展開通貨再膨脹歷程。

與此同時,主管機關必須承認通貨膨脹勢必會回歸,尤其因為COVID-19疫情代表著重大的負面供給面衝擊,有非常多產能被摧毀,目前還在進行艱難的調整。未來幾年,財政主導(中央銀行政策受政府支出優先的政策左右)與金融主導(中央銀行政策受「支持金融市場的感知需要」左右)的雙重風險將會上升。在這個環境下,更應該由獨立的主管機關負責評估與解決可能危及貨幣及金融穩定的風險,這個議題日益攸關重大。當很多人假設利率將永遠維持低檔,且假設主管機關永遠都會在市場遭遇壓力時出面紓困,我們就更迫切需要更積極且更整體的方法來管理存在於以市場為基礎的直接金融業務的風險。《大憲章》的教誨迄今依舊有效(見第四章)。

為了擺脫當前的處境,邁向我們真正需要實現的目標,各國政府應該依循一份十點計劃:

設定一個明確的目標,從忙著緊急支援舊經濟,轉而建構一個讓每一個人都能蓬勃發展的新經濟體系。我們需要能解決當前問題、而非放任問題成為沉痾的使命導向型資本主義,唯有如此,才能積極創造未來,而非試圖維護過去。設定支出與舉債規則與指導原則,這些規則與指導原則將使各國政府保持紀律,同時鼓勵它們更聚焦在為全民創造更光明的未來。-中期以後,當期與COVID-19相關支出的總和應該回歸正常。-應逐一鑑定各項資本投資案,並根據獨立的評估作業來釐清那些投資是否能對國家的資產/負債狀況產生加分效果。應該由獨立的預算機關(例如英國的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負責發表這些評估,說明那些投資案對經濟體系的長期回報是否將高於初始投資。-進行新償債/收入測試,以確保政府是真的利用低利率來獲取投資的利益,而不是單純受低利率的引誘而胡亂投資。逐漸減少緊急COVID-19支援對策,從支持就業轉為支持勞工。德國式的縮短工時(Kurzarbeit)計劃提供部分的工資支援,非常適用於這項任務。應該將非常態追加失業保險金的政策連結到再培訓計劃,尤其為了培養新經濟所需的數位技能,更應該這麼做。對企業提供的支援應該旨在重振受影響最劇的產業,而不是無條件為所有產業提供雨露均霑的支援,因為那樣的代價過高。為支持短期經濟活動,同時建立我們所需要的有形、數位與自然資本,應該將政府投資最大化。新預算對策宜聚焦在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且資本密集的綠色活動(請詳以下說明)。利用監理政策來擘劃經濟的未來方向(例如淘汰內燃引擎與頒布氫燃料強制命令的明確時間表)。這些措施對提供確定性與可預測性攸關重大,而確定性與可預測性是驅動民間投資的要素。為使金融體系擁有協助加速轉型至淨零的能力,推行能為這項任務奠定良好基礎的金融部門政策。制定紀律嚴明的方法,藉由明確指派責任、透明的行動與公共當責等來培養韌性。開發代間帳目(intergenerational accounts),以人口統計來追蹤紀錄當期支出的永續性,並透過新自然資本資產負債表(natural capital balance sheet)追蹤自然資本。為我們明日的工作方式發展新機構,包括為零工經濟體系勞工打造的第四階段教育與新就業保險計劃(如以下詳述)。努力不懈且專注設法將所有社會經濟族群納入勞動力。

永續經濟復甦不只是口號。這是下一代應得的待遇,也是我們目前所需要的。永續經濟復甦能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比傳統上需捲起衣袖的道路與橋梁興建活動更能創造就業機會)、資本密集(在利率非常低且家庭支出低迷的時期)且公平(對所有社會經濟族群公平,且對當今受影響最大的區域和產業,以及未來的世代公平)。永續復甦支持再生,而非再分配。

永續復甦必須奠基於堅實的基礎與正確的價值觀。

( 本文摘自馬克.卡尼著《價值的選擇:以人性面對全球危機,G7央行總裁寫給21世紀公民的價值行動準則》,八旗文化提供)

您可能感興趣的話題

返回頁首
LOADING

本網頁已閒置超過3分鐘。請點撃框外背景,或右側關閉按鈕(X),即可回到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