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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神壇的美國「開國之父」

美國剛剛建國的時候,其實美國人並不了解什麼是「民主共和國」。圖/freepik
美國剛剛建國的時候,其實美國人並不了解什麼是「民主共和國」。圖/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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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人物在知識品質上的下降,以及理念和權力的截然劃分,正是我們必須為民主付出的代價。當平民百姓在美國革命數十年後地位躍升,必然會取代非平民、貴族式的理念人物的權力。但這些革命領袖並不只是新環境的受害者,他們事實上也是新環境的先驅者。他們造成了變革,而正是這些變革導致他們滅亡,摧毀了他們把政治與知識融為一體的理念。儘管他們並非有意,但正是他們搗毀了讓他們得以偉大的基礎。

美國的「開國之父」(Founding Fathers),或者依現在流行的反父權風潮,稱為「開國元勳」(Founders),對美國人有特殊意義。對於那一代為革命奮鬥和締造憲法的人,我們頌揚他們的方式是很特別的。其他大國的人不會像美國人這樣尊崇歷史人物,尤其是距今已超過兩百年的人。我們會想知道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對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會怎麼看,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對入侵伊拉克又會怎麼想。我們經常想知道傑佛遜和華盛頓會做何感想,但英國人對兩位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首相就不會如此。對於這些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我們美國人似乎有符合當下的特殊需求。這是為什麼?

學者們對此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認為,我們之所以如此重視憲法的締造過程,是因為我們要不斷考慮憲法法理和憲法的原初意旨。有些人則認為,我們是在利用這些十八世紀的人物來尋找美國歷史上的智慧和價值。他們相信,這些兩百年前的開國元勳,是我們用來評價當前政治領袖的標準。美國人似乎都在暗中自問:為什麼現在沒有這種領袖了呢?

也有人認為,我們對革命世代的興趣和美國人尋找認同有關。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其他國家的民族認同,例如法國人和德國人,都是年代久遠且被視為理所當然(這也是這些國家的移民問題比我們嚴重的原因)。美國人是在一七七六年才成為一個民族,所以要知道我們是誰,就要知道我們的開國元勳是誰。美國是奠基於一些共同信念,不像其他國家是奠基於共同的種族、語言或宗教。由於我們和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大不相同,為了建立我們的民族性,我們就要不斷肯認和強化那些從英國獨立、並締造憲法者的價值理念。也就是說,只要這個共和國存在一天,美國人就註定要不斷回顧其開國史。

走下神壇的國父

在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湯瑪斯.傑佛遜和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同時辭世的那一天,也就是美國獨立宣言通過整整五十年後,開國元勳們已有了神聖光環。此後的美國人在回顧這些革命領袖和憲法締造者時,都要讚嘆他們思想的深邃、政治的創意及成就的偉大。林肯稱這些開國元勳是「巨大的橡樹林」,他們超凡出眾如同巨人一般,他們的智慧和政治能力遠非後人所能及。

但這種看法也不是永遠一成不變。林肯就警告過,開國元勳的成就,「一定會愈來愈被淡忘,隨著時間愈來愈模糊。」1事實上,在十九世紀末,對於開國元勳的崇敬及其神話般的聲望就受到質疑,歷史學家也開始戳破他們的神聖光環。一八九六年,當時很受歡迎的歷史學家麥馬斯特(John Bach McMaster)寫了一篇文章〈開國之父的政治墮落〉(The Political Depravity of the Founding Fathers),他認為,「就政治活動的陰謀詭計來說,這些創建我們的國家和政府的人和我們不遑多讓,甚至比我們更厲害。」麥馬斯特認為開國元勳搞過很多惡劣的政治技倆,包括讓媒體噤聲、操控選票、以黨派私利劃分選區。

麥馬斯特對革命領袖的詆毀只是一場全面聲討運動的開端。一八九七年,歷史學家費雪(Sydney George Fisher)在《美國憲法的演變》(The Evolu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駁斥了格萊斯頓a 的說法,格萊斯頓說美國憲法是「由人類的大腦和意志在特定時間點上成就的最美妙作品」。費雪認為開國元動的聲望被神話和傳奇膨脹得太過,他窮盡一生之力,就是要回復美國革命和革命領袖的真實面貌。在一九一二年提交給美國哲學學會的〈美國革命史的傳奇和神話締造過程〉(The Legendary and Myth-Making Process in Histori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文中,費雪呼籲要「以事實和真相來取代令人生厭已久的多愁善感和一派胡言」。他還寫了《真實的班傑明.富蘭克林》(The True Benjamin Franklin, 1900)、《真實的美國革命史》(The Tru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02)等書。

然而,真正讓修正派學者不滿的,是美國憲法貌似神聖和假民主的性質。二十世紀初的進步派改革者強烈不滿美國政府諸多不民主之處,尤其是由州議會推選參議員和最高法院法官終身制。b許多學者指出,美國憲法不但不神聖,甚至也不符合美國民主的精神。一九○七年,艾倫.史密斯(J. Allen Smith)在其《美國憲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American Government)一書中,就把美國憲法視為一篇反動派貴族的文件,用權力制衡、修改困難、司法審查等制度來壓抑人民的意志。

進步時代眾多學者對美國憲法不民主的批評,最終在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的《美國憲法的經濟詮釋》(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書達到高峰,在史學史上產生爆炸性的影響。比爾德此書是當時西方世界「反叛形式主義」潮流的一部分,也成為美國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歷史著作。它代表和主導了一整個世代的人對歷史的看法,尤其是對美國憲法起源的看法。比爾德和同時代其他學者汲取了馬克思與佛洛伊德的思想,還有行為主義心理學的概念,認為利益和欲望才是社會行為的真正決定因素,而理念不過是將其合理化的面紗。他們批評,歷史學家長久以來都把理念從其所產生的物質條件抽離出來,把理念當成獨立的力量,好像單憑理念就可以決定事件的發展。比爾德在一九三五年版《美國憲法的經濟詮釋》的導言中說,研究美國憲法的歷史學家都把理念當成是「實體、特質、力量,與一切經濟性的世俗考量毫不相干。」比爾德及其同時代許多人試圖把過去歷史學家所忽視的「經濟衝突、壓力和緊張的現實因素」給凸顯出來。

比爾德指出,美國憲法的締造者其實有其背後的經濟動機,剝去了長久籠罩在他們身上的無私面紗。不管比爾德的某些見解有多麼殘酷和謬誤,但他認為人的意識及行為說到底是其社會和經濟環境的產物這一假設,深遠影響了美國歷史學界。

在比爾德這本書出版後,揭穿開國元勳的神話與傳奇蔚為風潮。華盛頓是最被傳奇化的人物,所以他也經常被拿出來挑戰。事實上,「揭穿」(debunk)這個字就是伍德沃德(W. E. Woodward)在一九二○年代發明的,專指揭露某些人物的陰暗面,而華盛頓就是他最愛的目標。

打擊開國元勳聲望的行動已經進行了一個世紀之久,我們現在對革命人物受到任何批評都不會驚訝。由於這些開國元勳對美國人如此重要,對我們的自我認同如此攸關,當然會有人想利用他們來批評美國及美國文化。比方說,如果有人要譴責美國對少數族群的態度,或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最好的方法莫過於把某個開國元勳抓出來痛批一頓。事實上,在過去四十年來,妖魔化某些開國元勳(尤其是傑佛遜)已發展為一門產業。雖然開國元勳已被攻擊超過一個世紀,但今日學術界對他們的醜化卻有些新的特色。與過往相比,歷史學者似乎更愛批判這些白人男性菁英。歷史學者甚至會故意忽視這些開國元勳的政治成就,好像他們做的事根本無關緊要。在過去幾十年中有關共和國早期歷史的最佳歷史著作,都著重在發掘平民老百姓的聲音(像是緬因州的助產士或康乃狄克州的奴隸),或強調當時的平民文化遠比這些偉大的白人更重要。5當然,非學院派或對深奧學術辯論沒有興趣的歷史學者,還是持續在撰寫開國元勳的故事和傳記。但過去四十年來,學院內的歷史學者確實更著重共和國早期的種族、階級和性別議題,刻意避開政治和政治領導的議題。

當開國元勳不是被人忽視,而是受到正面挑戰時,今日的批判更是激烈。儘管比爾德揭露了開國元勳背後的經濟動機,但他對這些締造憲法的人還是保持敬意。「在人類的會議史上,」他在一九一二年寫道,「從來沒有像參與這次會議的人有這麼多政治經驗和實務知識,對於人類行為和政府本質有這麼深刻的洞見。」

今日批判開國元勳的歷史學者則沒有這種敬意。早期的批評者志在揭開神話和傳說,還原其本來人性面目,但現在則不同。有些人根本是要把開國元勳非人性化,而非還給他們人性。由於今日的文化已不再尊敬絕對價值和恆久的真實,我們已很難相信十八世紀的開國元勳,對於二十世紀還能提出什麼重要或傑出的看法。即使是在注重探求憲法締造者意旨的憲法法理學界,開國元勳的聲望也大不如前,原初的立法意旨也不再是理所當然,而是學者和法官激辯的問題。現在看來已經很清楚,開國元勳並不重視我們現在所重視的議題,例如種族、女性地位和平等。於是我們可以輕易把他們貶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和菁英主義者。

沙林傑(J. D. Salinger)的作品及其對成年人虛偽的批判,促成好幾代年輕人都喜歡去搞揭穿。正如暢銷作家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所言,他身為一個雜誌編輯,他的工作就是要揭穿。他每天都要經手「一大堆批判文章,每一篇都想指出這個世界所相信和珍視的東西是虛假的。」既然從給黑人小孩讀的聖經版本、學生貸款、大學、工作、婚姻、化妝這些概念,再到「死之華樂團」(Grateful Dead),都有人想要揭穿,開國元勳及其功業當然也難逃。事實上,今日有些歷史學者甚至不認為那些革命家有什麼功業可言。在這些學者看來,美國革命是一個失敗品。有一位歷史學者就說:美國革命,「沒有解放黑奴,沒有讓女性完全政治平等︙︙沒有給印第安人公民資格,沒有建立一個大家可以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

儘管大多數歷史學者不同意,但縱然開國元勳受到那麼多批判和揭穿,大多數美國人依然認為他們是超凡的菁英,其成就在美國史上無人能及。多數美國人都認為,這些革命領袖是無可比擬的一群人,強力持久地影響了美國史。這些開國元勳比他們所效法的古代偉大立法者更了不起,因為他們更為真實。他們不是神話中的角色,而是真實的歷史人物,留有大量的歷史紀錄。和古典時代的英雄不同,我們對開國元勳的認識不是靠模糊的傳說或史詩。我們手上不但有這些革命領袖所有公開發表過的作品,還有他們大量私人信件和最私密的個人想法,其編纂的完整性和專業性在西方世界檔案史上難出其右。

儘管開國元勳已經被挖掘到這種程度,多數美國人還是認為他們超群不凡,政治能力和智慧非我們所能及。每當回顧這些人物,我們總是既驚嘆,又有強烈的失落感。美國史上似乎曾有那麼一段時間,理念與權力、理智主義和政治實踐融匯在一起,其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這些開國元勳毫無疑問都是理想主義者,都是當時最頂尖的知識分子。但他們同時也是當時的政治領袖,是競逐權力的政治人物,在選舉中有輸有贏。他們在殖民地州議會或參眾議院當議員,當州長、法官甚至總統。他們當然不是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或「政治人物」,因為這些革命家並不接受這兩種人一定要涇渭分明。他們不是疏離的知識分子,也不是不關心選票的政治人物。他們同時腳跨理念的世界和政治的世界,愉快地把兩者結合在一起,讓我們嫉妒和驚嘆。我們知道這一段美國史再也不會重現。

但在兩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實無須再沉湎於過往,無須再深感失落和不足。我們所該做的,不是再多去讚美這些開國元勳,而是要更理解他們的處境。我們想知道,為什麼這些革命家能如此完美地結合理念與政治,而後來的世代卻不能?如果能以正確的歷史眼光看待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更深刻體會那時代的獨特之處,我們不但更能了解革命世代的離去讓我們失去了什麼,更重要的是,我們也更能了解我們獲得了什麼。歸根究柢,後世的美國人之所以無法再複製那些革命家在知識和政治上的領導能力,正是因為我們所珍視的價值、我們的平等文化和我們的民主社會愈發茁壯。美國政治人物在知識品質上的下降,以及理念和權力的截然劃分,正是我們必須為民主付出的代價。當平民百姓在美國革命數十年後地位躍升,必然會取代非平民、貴族式的理念人物的權力。但這些革命領袖並不只是新環境的受害者,他們事實上也是新環境的先驅者。他們造成了變革,而正是這些變革導致他們滅亡,摧毀了他們把政治與知識融為一體的理念。儘管他們並非有意,但正是他們搗毀了讓他們得以偉大的基礎。

( 本文摘自高登.伍德著《國父的真相:建立美國政治典範的元勳,還原他們神壇下的真實面貌》,八旗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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