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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應用困難重重?諾貝爾經濟學家:對厭惡財課稅

綠色哲學在政治、創新、企業責任與投資等重要領域的應用。圖/freepik
綠色哲學在政治、創新、企業責任與投資等重要領域的應用。圖/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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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思想的核心原則之一是強調永續性。

在永續的經濟之路上,未來的每個世代都能擁有像先前世代過得一樣富裕的選擇。但是我們不堅持在每個面向(每一種財貨和勞務,以及每一種享受)都一樣富裕。一個經濟學核心方法,強調消費可替代性,消費者能夠以降價的財貨替代稀缺性升高的財貨,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在永續發展的脈絡下,這表示我們的主要關注應該是人在食物、居所、醫療保健等方面的生活水準,而不是些財貨或勞務的生產方式。例如,與其重視商品能否回收再利用,不如重視商品,在使用壽命結束時能否迅速分解成無害物質。雖然這個原則也有例外。,如黃石公園等獨特且無可替換的資產,但是資源的價值通常取決於它們的效用,而不是他們的本質。

永續概念在綠色國民會計帳找重要的應用之地。標準經濟帳(如國內生產毛額,即GDP)多半忽略了外部性的影響,如汙染對健康造成的損害。考量這種外部性的經濟效應,對產出水準會有相當的影響。根據現有研究而做的估計顯示,缺漏經修正後,美國的產出會減少約10%。

然而,矛盾的是,經過外部性修正的真實產出,「成長率」通常會增加,至少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美國是如此。這是因為相對於整體經濟而言,大多數汙染物的排放量一直在下降。因此,抱怨環境法規對經濟成長造成衝擊的人,抱怨的其實是衡量方法,而不是實際的影響。

綠色政策通常與汙染或壅塞的防治有關。然而,傳染病也有類似於經濟活動和全球化所產生有害外部性的症候群。雖然它們需要不同的工具,例如政府指示的治療和疫苗,不過它們仍然是必須修正的有害外溢效果的例子。

此外,疫疾全球大流行是一種致命的厚尾(fat-tailed)災難症候群,也就是機率低微、後果嚴重的事件。這些尾部事件因為罕見,特別具有挑戰性。我們無法準確預測厚尾事件的頻率或嚴重程度,而這一點又回過頭來讓我們難以辨識它們的出現,也同樣難以提前做準備。

一個相關重點是我們要體認到,外部性的修正成本高昂。最起碼,以政府和公司經理人來說,他們在權衡取捨各項事務之餘,還必須為此投入寶貴的時間。從經濟觀點來看,大多數干預行動都是以命令與控制類型的監管程序來實踐(「做這個,不要做那個」)。有規管,就有必要的遵法成本(例如安裝汙染控制設備),此外還有超額成本,因為防治設備的設計難以完美,甚至難以達成合理的效率。由於規管有超額成本,政府更加有必要在各項棕色問題裡做取捨,選擇哪些問題要著手防治,哪些不予理會。同樣重要的是,政策應該採用最有效率的工具。

關於環境政策的設計,有前景的一項新趨勢是利用市場機制控管外部性,特別是課徵汙染稅。事實證明,這些機制對於減少傳統的空氣汙染極為有效,例如二氧化硫。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減緩氣候變遷的最佳單一工具是實施高碳價,例如透過碳稅的課徵,以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並為低碳創新提供誘因。

接下來的一系列議題,與缺陷決策(行為經濟學的主題)的反常效應有關。也許人最常犯的錯是忽略生命週期成本,而只注意期初成本。能源使用決策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燃料使用量過高,節能期初成本投資過低)。期初成本偏誤與折現率過高有關,也是因為過度放大近期成本,而傾於忽略遠期成本。許多行為反常(尤其是過高的貼現率)會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因為綠色計劃通常涉及期前的資金成本(權重高)與未來的環境效益(權重低)。行為問題的修正方法與外部性的修正不同,有時候是提供更好的資訊,有時候要制定法規,有時候需要新技術。

本書也評析綠色哲學在政治、創新、企業責任與投資等重要領域的應用。每個領域的核心都有一個兩難困境,衍生自決策者利益和廣大社會目標之間的權衡取捨。在所有領域,決策者都必須警惕,無論是利潤、報酬,還是社會福利,都要避免短期主義,並在考量如何改善長期結果時擴大觀點,廣納各項因素。此外,每個機構都有自己的專業,而專業負有重大責任。企業、大學、投資人和政府都得善用自身的專業,而以企業來說,就是確保它們對於產品和流程的安全性,提供明確而公允的資訊。

關於綠色行動的實踐,一個重要概念就是不後悔原則。如果我們的行為會產生有害的外溢效果,那麼外部性的微幅減少,對我們自身的福利影響非常小,卻能大幅降低對他人的傷害。換句話說,我們只要舉手之勞,就可以降低我們的外溢效果,而我們或許根本不會感到後悔,因為這些舉動對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這條原則可以應用於減少碳、汙染和壅塞等棕色足跡。

綠色原則的應用中,環境稅是沒碰上兩難困境的一個領域。

綠色稅賦利用財政工具把汙染等負面外部性內部化。環境稅是近年來潛力最雄厚的創新之一。綠色稅賦是公共政策的聖杯,集三種特質於一身:為有價值的公共服務付費;以效率實現環境目標;沒有扭曲效果。潛力最雄厚的是碳稅和汽油稅,密切相關的是對酒類、菸草、槍枝和博奕課稅的罪惡稅。我們可以這樣看它:「對厭惡財(bads)課稅,而不是正面財(goods)。」這句話簡練、直觀、而且正確。

檢視當今經濟體所面臨的許多挑戰,我們會發現,解決方案通常需要技術變革。舉個歷史上例子,人員與貨物的運輸產生堆積如山的馬匹排泄物,這個問題最後的清理者不是清道夫,而是汽車。最近,二氧化硫排放急遽下降,原因就是經濟誘因,還有進步的制度與技術創新。邁向低碳世界的轉型之路取決於技術進步,以替換我們現在依賴化石燃料的技術。

前述討論側重綠色創新活動所面臨的強勁阻力。環境財貨與勞務的創新面臨著一項特殊挑戰,也就是所謂的雙重外部性。一方面,綠色產出訂價過低;二方面,創新的私人報酬低於公共報酬。因此,第一重外部性是汙染的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之間的差距。然而,創新的社會報酬和私人報酬之間又進一步存在著另一重差距。兩者加乘之下,足以消除營利企業追求環境親善創新的誘因。修正汙染的外部性是重要的一步,可以彌補汙染與外部性之間的差距,但是仍然無法修正創新的報酬差距。汙染外部性的內部化之所以如此迫切,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有助於化解綠色創新的雙重外部性。

最後一個前沿議題是全球環境,也就是全球公共財。儘管有許多全球威脅存在,但氣候變遷是最終極的綠色挑戰。全球綠色議題的章節涵蓋四項重要發現。首先,全球公民必須了解並接受全球暖化對人類和自然界影響的嚴重性。否定論者會找出一些關於綠色政策的負面結果資訊,或是舉出種種理由,主張氣候變遷可以等到數十年以後再來採取適當措施—對於這些捏造的說法,人人應提高警覺。

此外,各國必須制定政策,提高二氧化碳與其他溫室氣體排放的價格。儘管專家體認到碳訂價的重要,但以全球規模而言,幾乎沒有達成任何進展。我們需要確保綠色行動是全球行動。雖然政治具地方性質,還有對於採取強力措施以減緩暖化持反對立場的民粹態度,但是減緩氣候變遷仍然需要協調一致的全球行動。

在國際層次,最可望有效協調的是氣候公約,這是一種國家聯盟,致力採取強力措施以減少排放,並對不參與的國家設有懲罰機制。

( 本文摘自威廉.諾德豪斯著《 綠色精神: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永續藍圖 》,八旗文化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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