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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官僚喪屍政策間的「互扯後腿」

病毒爆竄、大國角力,從「喪屍文化」理解國際政治架構。圖/freepik
病毒爆竄、大國角力,從「喪屍文化」理解國際政治架構。圖/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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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範式都包含一個內隱的假設:當死靈族開始在地表上遊蕩時,國際組織和國家安全機構將敏捷地、靈巧地採取行動。

這種說法遠非不言而喻。國際組織往往無法實踐其當初的創始理念。政治化的人員安插決策和政策漂移會導致這些組織迅速陷入功能失調。國內機構也面臨類似的問題。論述官僚政治的經典著作常將外交和安全政策建模為多個組織(排定事項各自不同)之間「互扯後腿」的結果。其他的組織理論家則認為,政治制度就像「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而在其中兜售解決方案的官僚企業家與其說是解決問題,倒不如說在想方設法製造問題。許多政治科學家認為,立法或行政部門的政治行為者常會為了掌握控制權而犧牲官僚效能。由此產生的政策輸出往往很不理想。

在單一的官僚機構中,組織文化常會限制靈活性以及對新環境的適應性。所有機構都會制定標準操作程序來有效處理日常問題。然而,這些程序會限制官僚機構適應新威脅和挑戰的能力,而活死人絕對不是例行問題。美國安全和情報機構在九一一襲擊之後未能進行自我改造,以及最初在對治COVID-19時美國公共衛生機構表現出的功能失調,在在凸顯了官僚政治和組織文化可能對政策制定所強加的重大困難。若說官僚衝突和組織病態妨礙了有效的反恐政策,那麼想像一下它們對抗喪屍政策的影響吧。美國戰略司令部和疾病控制中心的文件都暗示自己將會帶頭制定相關政策。官僚地盤之戰會是不折不扣的血淋淋。

平息死靈族的爆發需要跨部門的大量協調。在美國,可以很容易設想國務院、國防部、司法部、國土安全部、交通部以及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重要角色。這還不包括自主或半自主的機構,例如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環境保護署、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以及無數的情報機構。二○○一年,安東尼.考德斯曼(Anthony Cordesman)估計有四十四個聯邦官僚機構參與了打擊生物恐怖主義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涉及到的人還會更多。210美國制服部隊(uniformed military)、國民警衛隊、地方警察和緊急服務部門之間的合作也不可或缺。其他擁有現代官僚機構的國家也將面臨類似的協調問題。

官僚機構面對死靈族大軍時是否調適得過來?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有關喪屍的經典作品中,愚笨官僚是否有能力處理像死靈族那樣致命的問題?作者對此都深表懷疑。在羅伯特.柯克曼二○一○年至今的電視劇《陰屍路》系列中,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仍存活的科學家犯了幾個錯誤,以致大家想了解喪屍肆虐現象的努力受挫,並最終導致亞特蘭大總部大樓遭到摧毀。在布賴恩.基恩二○○三年的小說《崛起》中,美國政府幾乎立即解體。其中一個觸發因素是,特勤局難以改變標準操作程序。總統變成喪屍後,開始啃食國務卿。結果,「一名特勤局特工拿槍對準了已成死靈族的總司令,但第二個特工立即向第一個特工開槍。」在猜測官僚機構的偏好時,你的立場取決於你吃的是誰。

事實上,每個喪屍敘事的共同特徵是,官僚機構的無能和不負責任。在喬治.羅梅羅的《活死人之夜》中,當局向公眾提供的訊息相互矛盾:起初他們建議民眾待在自己的家裡,隨後又反其道而行,建議快去急難中心。軍方官員和科學家在鏡頭前爭吵,為什麼復活的屍體會想吃人。在羅梅羅的《生人勿近》中,特警部隊對一棟公寓大樓的突襲行動不夠努力,造成平民和警察不必要的喪生。

安全部門人員的大規模棄逃和單位凝聚力的瓦解,這些都是羅梅羅電影中一再出現的主題。在一九八五年的《喪屍出籠》中,由士兵和科學家組成的特色團隊卻典型地呈現出組織功能的障礙。軍事領導人幾乎算是個神經病,而占主導地位的平民科學家也好不到哪裡去。在二○○五年的《活屍禁區》中,某個單位擺出流氓身段,向政治領導人物勒索。在二○○八年的《死亡日記》中,軍方唯一一次露面竟是為了掠奪平民的補給品。甚至研究恐慌社會學的人員也承認,「危機期間的官僚問題可能是災難電影唯一說對的一點。」

馬克斯.布魯克斯的作品還表明,軍事和民間機構都會在喪屍來襲之時犯下大錯。在他二○○六年的小說《末日之戰》中,食人鬼災禍最初會蔓延開來的一個明顯原因是:強勢的國家安全和情報機構都拒絕承認問題的嚴重性。當美軍在揚克斯戰役(Battle of Yonkers)中與喪屍進行第一次大規模交戰時,最後證明其戰術完全不適合這種情況。布魯克斯描寫了某個士兵的看法,這概括了所呈現的組織病態:

我們浪費了這麼多時間、這麼多心血來確定這些射擊位置。他們告訴我們要好好地「掩蔽和隱藏」。掩護和隱藏? 「掩蔽」是指具體的保護、常規的保護,免受小型武器和大砲或空投彈藥的傷害。這聽起來像要對付我們真正將要面對的敵人嗎?

讓我們穿上防彈衣?這到底是什麼奇葩想法?只因為媒體批評,在上一場戰爭中他們沒有預備足夠的防彈衣?為什麼和活屍搏鬥時需要頭盔?誰也沒考慮過,火砲戰需要多少發子彈才能持續打下去。……

你以為在整個軍事生涯中因為被「訓練」成瞄準中心射擊的能手後,現在你就突然有能耐每次都射中頭部了嗎?

這些陳述中的每一點都揭示了政治組織在面對這種全新的威脅時所遭遇的先天困難。政治、標準操作程序和根深柢固的思維模式無疑將占到上風,得要等到喪屍大啖人肉了,當局才會覺悟,那些策略根本無濟於事。

在布魯克斯早期的作品中,作者還看出其他影響軍隊組織能力和文化的癥結:必不可免的後勤補給和士氣之間的落差。我們在他二○○三年的《喪屍生存指南》中讀到:「喪屍大軍和人類不同,它們完全不需補給,不需要食物、彈藥或醫療護理。它們不會遭遇士氣低落、戰鬥疲勞或領導不力的困擾。它們不會恐慌,不怕背棄或是公然叛亂。」但人類管理的安全機構無疑會面臨這些問題。

自由意志主義者

一向鄙視政府官僚機構的無能和低效率,如今在這點上,他們無疑認為這信念更能給自己安全感了。然而,這裡應該指出,私部門的組織在論述中的表現同樣糟糕。如前所述,營利性公司通常要為初期的喪屍爆發負責。在《亡者黎明》中,一家新聞台為了維持收視率,竟播報過時的緊急訊息。在《末日之戰》中,企業家為喪屍感染開發庸劣療法以求快速獲利。

在《惡靈古堡》系列中,保護傘公司(Umbrella Corporation)是喪屍經典作品中無能企業的典型。雖然這家跨國公司的政治力量顯然了得,但其組織能力卻令人高度懷疑。在這一電影系列中,保護傘公司將其研究實驗室的內部安全事務外包給了笨拙且不穩定的人工智能。低階員工對公司目標的忠誠度低到不能再低。公司高階管理人員做出的決定收效甚微,而且令T–病毒的傳播比預期快得多。即使該公司已經開發出治癒死靈族感染的方法(這情節在喪屍敘事中獨一無二),這種情況仍然發生。身為企業行為者,保護傘公司唯一切實的成就似乎只是在主流媒體上掩飾了自家所幹的勾當。

嗜肉的食人鬼似乎會導致組織做出從死板按表操課到觸發大災難的決策。然而,組織的視角不能始終停留在第一次觀察的結果上。雖然官僚機構一開始免不了犯錯,但在收到負面的反饋訊息後,如果繼續做出錯誤的預測,那就愚不可及了。當政府官僚機構受到極端的脅迫或面臨滅絕的危機時,它是可以調適和克服的。事實上,喪屍經典作品中最大的盲點在於未能認識到這種可能性。如果人類的腦筋動得比喪屍快,那麼他們在未來衝突中最大的相對優勢將是開發創新戰術和策略的能力。一些經久不衰的喪屍敘事都假設喪屍具有進化的本事。然而,說來奇怪,這些敘事很少討論人類的個體和組織將會如何應變。

《末日之戰》是描述人類應變能力的最好例子。在揚克斯戰役的災難之後,軍方開始改變信念。大多數重要國家的政府迅速採用總體戰略,以確保在地理上明確劃出的安全區域。美軍撤退到洛磯山脈西側。新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制定了「資源殺敵比」(resource-to-kill ratio,簡稱RKR),以求儘量提高軍事效率。在此過程裡,官僚體系中明顯出現一些輸家,但資源稀缺的壓力迫使資源須被合理分配。正如布魯克斯敘事中的某一個角色所描述的:「RKR的觀念開始在普通民眾之間流行開來,真是太令人驚奇了。你會聽到士兵在街上和酒吧、火車裡說道:『為什麼買X?以同樣的價格你可以買十個Y,而且和同樣數量的Z相比,殲滅能力還比Z高一百倍。』士兵甚至開始自己想出辦法,發明出比我們想像中更具成本效益的工具。」

因此,從組織的角度來看,政府機構在喪屍攻擊的初始階段難免失誤、犯錯。同樣角度的觀點也主張,這些組織若想生存和繁榮發展,那麼生態壓力將促使其調適並且因時、因地制宜。然而,這種預測是概率性的。例如,在胡安.卡洛斯.弗雷斯納迪洛二○○七年的《28週毀滅倒數》中,一支北約遠征軍在「狂暴病毒」悉數消滅了英國人口後占領了英國。儘管指揮官充分意識到感染的危險,但仍未能阻止其再度流行。

這一預測確實體現在美國聯邦和州政府於COVID-19大流行期間的表現上。公共衛生機構在二○二○年初危機開始時犯了多個錯誤。疾病管制局發布的COVID-19檢測方法存在嚴重缺陷。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批准其他機構設計的檢測方法,在社區傳播開始之際,美國在檢測方面嚴重落後。即使在大流行變嚴重後,公共衛生官員仍將重點放在物品表面的清潔上,同時宣布沒有必要配戴口罩。這些只是最廣為人知的錯誤。在大流行的早期階段他們犯的錯誤更多了。儘管如此,到了二○二○年秋季,公共部門機構和私營製藥公司都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原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疾病管制局更新了口罩配戴指南,製藥公司則在破紀錄的時間內生產出非常有效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官僚機構還是調適過來了。

官僚政治觀點所提供的政策建議是直截了當的,主要包括避免最糟糕的組織病態和地盤爭奪戰的方法。毫無疑問,關於哪個組織或官僚機構將帶頭「領導」擊垮死靈族的戰鬥,其權柄的爭奪將是激烈的。各國政府應考慮在食人鬼開始大快朵頤公民之前(而非之後)便指定一個領導機構。例如,在蜜拉.格蘭特二○一○年的小說《餵食》中,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即成為這種機構,而它在此過程中即積累了大量的運作和保安的能力。

也許站在組織視角的人最想建議的是:利用科技將組織的層次結構加以扁平化,並使訊息更易獲得。但如下的事實不免令人憂心:儘管美國戰略司令部在二○一一年已制定了抗喪屍計畫,但兩年都過去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並不知道有這計畫。這可能是軍隊系統嚴格的等級制度使然。網絡結構能夠更快速地收集和傳播訊息。如果國家組織和國際組織雙雙都能依賴更加扁平化的安排,那麼來自前線人員有關於死靈族復原力的訊息便可以盡快向上傳遞。這將加速對喪屍緊急情況的迅速反應,並使最理想的抗喪屍策略能向全球傳播。

這些預測和建議具有悲涼的反諷意味。大家回想一下上文關於國內政治如何影響抗喪屍政策的討論:政府機構一開始可以在不受約束的情況下行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自會施加較強限制。組織視角所做出的論述正好相反:官僚能力可以與時俱進。如果國內政治壓力以及官僚政治都能發揮作用,影響政府政策,那麼它們疊加的影響力可能造成雙重災難。當政府機構最有可能做出錯誤決定的時候,那也是它們將擁有最大自主權的時候。當這些官僚機構已適應了新的喪屍緊急情況,它們將面臨一些可能阻撓其作出表現的政治障礙。

(本文摘自丹尼爾.W.德雷茲納著《國際政治理論與喪屍:Covid-19末日版》,網路與書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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