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登興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斯里蘭卡央行於4月13日宣佈無力償還510多億美元的國際債務，成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亞洲第一個債務違約國。
本來就因為外匯存底不足而無力進口糧食原料、石油而膨脹的物價更形惡化，沸騰的民怨更難控制。原本不願下台的總理馬新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當任總統的哥哥，也是前前任的總統），終於在5月9日辭職，換上拉尼爾（Ranil Wickrema-Singhe）第五度回任總理。7月5日總理向國會報告國家已經「破產」; 拒絕下台的哥德巴雅．拉賈帕克薩總統 （Gotabaya Rajapaksa），宣佈將賦予國會更大權力並改組內閣，也保證其家族成員退出新閣。顯然未平息民怨，7月9日群眾佔領總統府與官邸，總統出逃經馬爾地夫到新加坡，在12日透過電子郵件向國會辭職。自2005年以來，由馬新達領頭的拉賈帕克薩家族四兄弟及其下一代之分居政府要職的時代，乃劃下句點。
因全球疫情而失去觀光外匯收入，國際糧食、能源及海運成本大漲而增加進口成本者，非斯里蘭卡獨有的困境；何以卻落到經濟崩潰、國家破產的地步。我們回頭檢視其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一些脈絡。
首先就近因而言，外債累積過速、國家治理失策。2019年11月放棄美國籍回國選上總統的哥德巴雅剛上任時，外債只有76億美元，到2022年4月央行宣告無力償還主權債務時外債卻高達510億美元；其次，就國家治理而言，2009年內戰結束以來，外債融資的基礎建設多屬大而無用的「大白象工程」，以致落入虧本營運而以債養債的惡性循環。再者，哥德巴雅總統於2019年底上任，即大幅減稅以兌現競選諾言造成國家財政惡化；2021年4月以發展有機農業國為由，停止進口化肥導致糧食欠收，進口依賴更深並加速外匯耗竭。
舉債興國卻管理不善，債務積累太快加上政策失當國庫空虛。不可抗的國際風險，COVID-19疫情重創佔GDP的5％的觀光業、俄烏戰爭引起的國際糧能價格上揚，讓其進口成本大幅增加等等，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國家治理不當是主因。國家治理不當又根源於體制上監控失衡的問題，導致寅吃卯糧的治理政策；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的貸款，其透明度不佳難以監控與問責，落入「債務陷阱」，以致於在面臨風險時，失去經濟命脈的韌性而崩潰。
斯里蘭卡在脫離殖民地位後，到1978年成功地發展成民主的總統制，雖然有長達26年的內戰，斯國經濟仍穩定成長，並在1997年成為中等所得國家，國民所得甚至在2010年就陸續超過印尼和菲律賓。後續，透過國際貸款，特別是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進行大規模基礎建設，加速其經濟成長。以國家投資來帶動經濟成長的發展策略，在造成上世紀80、90年代東亞經濟奇蹟的台、日、韓、新乃至後續的馬、泰、菲、印尼，都有成功的典範可循，但斯國卻落入債務累積的惡性循環，終至以潰敗收場。何以致之？
斯國的政體由總理制，轉為集權力於一身的總統制體制上，是其關鍵。2005年，馬新達．拉賈帕克薩以平亂英雄的聲望獲選總統，並在2010年修憲除去總統連任一次的上限；集權總統制讓他把4位兄弟乃至下一代引進內閣，開始長達17年的「拉賈帕克薩家族時代」。其實，在種種因緣際會下，斯國的集權總統制起自1994年的第一位女總統，錢德里卡·庫瑪拉通加（Chandrika B. Kumaratunga），在其巴黎大學經濟發展博士專業背景的統治下，讓該國順利發展成為中等所得的國家。但在同樣的體制下，卻演變成因內戰而崛起的強人統治。如我們的實證研究發現，體制品質欠佳如族裔衝突、貪腐、獨裁或寡頭政治、軍人干政，與地緣政治衝突，都為經濟發展劃下限度， 如呈現「中等所得陷阱」，乃至經濟崩潰的結局。
眼花撩亂的貿易統計日本岸田新內閣的內政困境和憲政考驗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論兩岸分合的關鍵越南拚2045年步入發達國家風險求助無門 產業只能自謀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