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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商業大崛起 從新加坡成功故事談起

黎明寺(又稱鄭王廟、曉寺)是泰國規模最大的大乘舍利式塔。圖/freepik
黎明寺(又稱鄭王廟、曉寺)是泰國規模最大的大乘舍利式塔。圖/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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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將新加坡經濟成功的方式簡化為兩項重點,這是經濟顧問阿爾伯特.魏森梅斯(Albert Winsemius)在一九六一年給他的意見:「第一,消滅阻礙經濟進步的共產黨人;第二,不要撤除史丹佛.萊佛士的塑像。」(Lee, 2000, 66-7)

上述這席話,可以說是一九四五年革命熱潮期間蘇丹.夏赫里爾(Sjahrir, 1968, 31)明智格言的粗糙版本:「只要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依然是被資本所宰制,我們就必須確定自己沒有淪為資本主義的仇敵。」然而一九四○年代東南亞多數的革命領袖所相信的,與前述卻恰恰相反,他們認為東南亞的貧困源自於外國資本的邪惡控制,欲解放初成立的新興國家,就必須將戰略槓桿(strategic lever)國有化、否認外債、並且進行國家主導的工業化計畫。

實際上,前面所談到的兩類方法,東南亞獨立國家的早期政府根本就無法付諸實行,因為他們飽受內憂外患,深受國內衝突、外國干預、經濟租金、資本外逃的打擊。雖然馬來亞和菲律賓是自戰爭摧殘中恢復最快並回復戰前結構的地區,但在它們的革命鄰國眼中都是「新殖民」之屬。整個一九六○年代,許多共產黨的紀律嚴明,還有中共在動員人民工業化、終結貧困的「成就」,使得社會主義中央計畫與自給自足一事,對於東南亞等地造成極大的吸引力。蘇卡諾和施亞努王似乎是信了。

然而,一九六五年幾個月之間發生的事,讓阿爾伯特.魏森梅斯的觀點變得更有分量。新加坡將廣受歡迎的左派領袖囚禁,稍後又與馬來西亞分離,印尼則是開始凶暴地對付共產黨人,上述情況使得這兩個差異很大的國家,變成由堅決反共人士所領導,他們擁有足夠理智的務實精神,知道自身存亡攸關經濟成長之需求。受益於對付左派分子的鐵腕手段,新加坡和印尼的領導者掌握極大權力,足以決定國內資源的分配情況,並保持薪資的低廉與競爭力。

李光耀雖然是以反殖民的訴求贏得大選,但他愈來愈堅信,在一片敵意環境當中,新加坡的出路在於「跳過這片區域,就像是以色列人的做法那般」,吸引第一世界的投資,並且盡力避免殖民象徵如萊佛士雕像所代表的安定受到破壞(Lee, 2000, 75)。新加坡的優勢在於,它已擁有全東南亞最完備的基礎建設、最高的收入、最深厚的企業傳統,而新加坡的港埠設施甚至連與之有隙的鄰國都必須仰賴。隨著蘇哈托取消印尼「對抗」(Confrontation)馬來西亞─新加坡之事(見本書第二十章),上述新加坡的角色快速恢復並進一步刺激它的經濟成長。其中的新興要素是新加坡成功吸引跨國大企業──首先是美國企業、後來為日本企業,將此地設為勞力密集製造業與分銷亞洲的基地。與其它發展的案例情況不同,新加坡沒有浪費多餘時間在進口替代,而是積極向出口製造業邁進,尤其是電子與辦公設備等急速成長的領域。不晚於一九八○年代,新加坡已是全球最大的溫徹斯特式(Winchester)硬碟出口地。一九七○年代初期,製造業已變成新加坡經濟的最大部門。整體來說,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八○年間,新加坡經濟成長率是世界第一的百分之十點三,單單計算一九八○年代,它的經濟成長率依然是很不錯的百分之七點二。至一九九○年代,新加坡的每人平均所得已能與南歐媲美,進入二十一世紀時,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位於全球頂尖行列。

當然,這東南亞第一個成功故事,是一九六○與一九七○年代全球經濟重整的環節之一,而全球經濟重振最終也為亞洲較貧困的國家帶來實質成長,並且扭轉它們數百年來相對於歐美的落後情況。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期間,富裕國家享受著二戰後的經濟蓬勃,加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積極推動消除貿易壁壘,更加促進經濟的發展。雖然東南亞原物料(石油除外)與熱帶作物價格依然處在相對的長期衰退狀態,但東南亞已逐漸成為新的全球經濟生產中的要角。製造業者開始將生產中心遷往政治與法律條件上有利,以及工資、土地、資源價格低廉的地區。其他東南亞的經濟體則由於全球貿易大肆擴張而受益,它們成長的時間上雖然晚於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南韓、台灣、香港及新加坡,但卻早於中國和印度。

繼新加坡之後,馬來西亞是最能夠利用上述條件的東南亞經濟體,它的基礎建設、法治、人均收入與企業出口導向僅次於新加坡。自一九七○年開始,馬來西亞政府便積極鼓勵出口導向的製造業投資,造就一九七○年代出口製造業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成長率。一九六○年時,工業只占馬來西亞經濟的百分之六,然而至一九八○年時已占百分之二十。一九七○年代,馬來西亞的實際國內生產毛額每年成長百分之八,之後又以百分之六以上的速度持續發展,直到一九九八年經濟危機為止。由此,馬來西亞愜意地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人民已罕有貧窮情形。這番擴張是由電氣與電子產品引領,在馬來西亞半島西側交通走廊上的所有城市裡,工廠大量湧現。至一九九○年,馬來西亞一百三十萬工廠工人當中,絕大多數為年輕馬來女性,她們是自十九世紀農奴化階段以來,重返商業出口經濟的第一個世代。

泰國、印尼和菲律賓擁有廣大且在增長當中的農業人口,這是一項全然不同的挑戰。泰國是三國當中最能幹者,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九五年,它的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從美金一百元提高到兩千七百五十元,每年平均約有百分之七的成長率。泰國某種程度受益於美援,也是日本與美國國外投資的首批目的地之一,尤其是紡織業與農業領域。或許,泰國最大的經濟優勢在於具有企業能力的華人與自給的土著經濟之間並無障礙存在,而這類障礙深深困擾著它的鄰國。華人男性移民經常娶泰人女性為妻,他們的子孫則會成為能操雙語的華─泰「洛真」,經過一兩代之後,這些後裔則會變成採納泰族姓名與佛教信仰的泰人。就像是一百年前菲律賓的麥士蒂索華人(見本書第十章),洛真成為經營事業的中產階級,在一九六○年代積極投入製造業、農業與銀行業。自一九二○年代宰制稻米出口事業的「五大」洛真家族,經過一個世代之後,地位被多樣的綜合企業所取代,例如控制盤谷銀行(Bangkok Bank)與眾多相關企業的陳氏家族(Tan/Sophanpanich family),以及二○○一至二○○六年任泰國總理的戴克辛.欽納瓦的電信帝國。

一九五○年代的菲律賓自戰爭摧殘中強力復甦,再度成為亞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而且在教育方面有顯著優勢。不過,相對於傑出且持久的鄰國來說,菲律賓後續的進步就比較不可觀了,一九八○年代尤是如此。菲律賓的人均收入在一九七○年代被泰國超越,甚至於一九九○年代險些被印尼超車。菲律賓是最不能遏止人口成長的國家(見下文),而其健壯的民主體制加上既得利益與民族主義仇恨問題,也使它難以如鄰國那般善用全球勞務分工而獲利。

印度尼西亞是改變程度最高的例子。公元一九六五年,印尼的情況是一年通貨膨脹率百分之兩千、外債失控、飢荒蔓延。蘇哈托是鄉村出身、教育程度低、言行舉止安靜但冷酷,與蘇卡諾形成鮮明的對比。蘇哈托急需經濟改良以構成政權正當性,願意為此接納理智的建議。向他提出建議者是一群傑出的經濟學家,其中大多數早先是印尼大學(University of Indonesia)蘇密特羅(Sumitro Djojohadikusumo)教授的學生,蘇密特羅先前因涉入印尼革命政府而遭流放,後於一九六七年恢復原職,後來又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接受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的計畫。這些「技術官僚」有時被人稱為「柏克萊幫」,他們說服在參謀學院授課時認識的軍方人士,於一九六六年實施一項野心勃勃的計畫。該計畫將匯率修正到比較務實的程度、刪減補助,並在西方贊助者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助下控制住通貨膨脹與國債,將資源投入於擴大的農業與發展進口替代產業。石油與天然氣方面的外國投資相對而言容易達成,在一九七三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調漲油價之前,這些外國投資構成印尼政府三分之一的稅收,一九七三年以後的一九七○年代則占將近半數稅收。印尼將這些收入投入改善農業與交通基礎建設,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八一年間,印尼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前所未見的百分之七以上。一九六五年時的印尼,仍然是全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然而到這段快速成長階段結束之際,印尼已進入世界銀行「中低所得」國家的類別中,在印尼人口持續增長的情勢裡,赤貧情形仍從將近百分之六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

(本文摘自安東尼•瑞德著《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未來十年顯學,東南亞研究經典)》,八旗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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