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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因定一果 看兩岸兵戈事態發展

不欲兩岸事態發展至干戈相見者,亦應從化解眾因著手。圖/本報資料照片
不欲兩岸事態發展至干戈相見者,亦應從化解眾因著手。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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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來兩岸紛擾不斷,直接軍事衝突會於何時發生,各家均有見解。於此,事態究竟會如何發展,觀諸歷代頂級謀士在戰危時刻的對策分析,包括司馬錯為秦惠王論說該伐蜀或伐韓、張良為劉邦分析不可為六國後人封侯的借箸八問、郭嘉為曹操分析何以袁紹必敗的「十勝十敗」、諸葛亮為劉備在顛沛流離時擘畫的隆中對、以及王猛臨終前對王猛的攻守對象建言,可看出頂級謀士們在關鍵時刻、經常是從眾多因素判斷事態發展,此種途徑頗可借鏡,其思維可歸納如下。

首先是動機面。諸葛亮在隆中對的最後,是以助劉備「興漢室」此一頗具號召力的動機,支撐起整個策論,並逐步貫徹,可看出強大動機對事態發展的推動力。對岸將收復台灣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此一同樣極具號召力的訴求連結,動機面的原因已然具備。反觀此岸,高喊團結的掌權者,姑且不論其昔日正是以撕裂為業、即使現下都還在以各種明暗守法攻擊異己,能否在兩岸兵戈相向時,真正鼓舞人心,頗屬未知。

第二是法理面。郭嘉在十勝十敗中提到袁紹是以反叛漢室的名義、曹操則是以順奉漢室的名義出兵,「義勝」,可看出合乎法理對事態發展的影響。對岸已經在國際上廣泛闡述「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理,新出台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更以數千字闡述收復台灣的法理基礎。反觀此岸,引「台灣地位未定論」為法理抗衡,其堅實度及有多少人會「堅定」地為「未定」而獻身,頗屬未定;又如果引「中華民國台灣」為法理號召,又要置「中華民國福建金馬」於何地?

第三是資源能耐面。張良在藉箸代籌時,提到周武王曾發放糧倉的存糧,散發鹿台府庫的錢財,賞賜給貧苦民眾,故甚至能分封商朝後人,張良問劉邦是否有錢糧可發放,若無,怎可分封六國後人。這指出了資源能耐多寡強弱,會左右著事態發展。對岸的軍事能力,在多次美方兵棋推演及軍事展演中已可略窺,具有用兵條件,此岸有何資源能耐及對應策略足以抗衡?就算以平民百姓為資源展開巷戰,此岸勝算如何,恐亦未知。

第四是利損面。司馬錯在論說時,提到從增強國力、師出有名、減少各國反對等方面,伐蜀都比伐韓有利,讓秦惠王決定伐蜀,為統一六國創造了有利條件。這指出方案所設想及隱含的利損會影響方案選擇、再影響具體事態發展。於此,原本對岸訴求和平統一的主因,在於動用干戈相對於和平途徑的過高邊際成本(包括日後治理成本、影響經濟發展、降損兩岸善意)。然而此岸從早期將髒亂歸於陸客、配合美國制裁華為、疫情之初禁運口罩、到新近的「抗中保台」等作為,如果會讓對岸理解到相對於和平,用兵的邊際成本其實並不高、甚至可創造邊際利益,將讓利損面向用兵方案傾斜,那麼對岸因勢「利導」、用兵並不奇怪。此岸若無法向對岸展示和平為對岸可創造的厚利,則面對戰事便是求仁得仁。

第五是外援面。諸葛亮在隆中對提出「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揭示尋求外援與事態發展間的相互助成:外部支持有助於特定的事態發展、希望特定的事態發展也需外部支持。於此,大多數國家支持兩岸是中國內政問題,此岸若不認同此點,會有多少可靠的外援?若認同此點,能為和平途徑爭取多少外援?亦可深思。

第六是時機面。王猛在臨終前勸告苻堅應先處理鮮卑、羌等北方少數民族的隱患、才能再向南圖謀東晉,但苻堅不聽,導致敗亡。由此看出時機面因素至為關鍵,朝向特定方向演進,經常需要透過事件觸發,美議長來台,便成為事態朝兵戈方向發展的觸發點。於此,時機觸發點固然並非任何一方可完全操控,但智者能敏銳察覺,同時不會愚蠢至因情緒或虛榮、而觸動不利於自身事態發展的事件。

以上所述,可知兩岸並非何時(2024,2027或2049)一定會兵戎相見,而是當動機、法理、資源能耐、利損、外援、時機等眾「因」齊備時,「果」必然發生;若有懷疑者,只需自問「某事若是自身使命所繫、合乎法理、在能力範圍、又可創造巨大利益、外界樂見喜聞、且時機已到,此事自己是否會做」,人心同,事理亦同。故不欲兩岸事態發展至干戈相見者,亦應從化解眾因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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