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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管不住企業犯罪?懲罰有效嗎?

懲罰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手段嗎?圖/freepik
懲罰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手段嗎?圖/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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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可而止。」美國參議員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於二○一六年二月在她的臉書這麼寫著。

檢察官再度與另一家做出犯罪行為的華爾街大銀行(這次是摩根史坦利),又一次達成和解。正如她所說明:「這些傢伙犯了法,而且是為了老掉牙的理由:要賺更多錢。」在她看來,和解還不夠。「這家公司會付罰款,而且今天晚上,每一位密謀、策劃及詐騙的高階主管可以回去和家人相聚,揮霍他的豐厚紅利,臉上笑容不斷。沒有逮捕、沒有起訴、不用坐大牢。」她在先前的一篇《紐約時報》專欄主張:「正義不能意味著偷車的青少年得到刑期判決,而悄悄策劃數十億美元竊盜案的執行長只不過招來側目而已。」這篇專欄提及她對二十起公司犯法案件的評論。在這二十起案件中,只有一起是有位高層主管遭到判刑入獄。該起案件涉及某位公司高層主管,要為一件二十九人喪命的礦場意外負責,而這名主管只被判了入獄服刑三個月。

在臉書貼文及專欄文章發表幾個月之後,參議員華倫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司法部,批評對方不曾起訴涉及二○○八年金融危機事件,嚴重破壞聯邦安全及其他法律的九名人士。她在信中寫道:「這九人沒有一個去坐牢,或是遭到判定刑事犯罪。甚至沒有一個遭到起訴或出庭受審。」她說明:「該為金融危機負責,並造成數百萬名美國人遭遇實質困難的關鍵公司及個人,全都不曾面臨刑事指控。這種疏失真是太可恥了。」

當官方起訴政策改變時,華倫呼籲要求更嚴厲的懲罰。到了二○一五年尾,歐巴馬政府的司法部已經承諾,要對如何對付公司犯罪的方式做出重大改變。根據司法部副部長莎莉.葉慈(Sally Q. Yates)於二○一五年九月九日,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出的犯罪政策,該部門開始優先起訴高階主管。正如備忘錄中所言:「打擊企業犯罪行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向那些犯錯的個人追究責任。這種究責很重要,理由如下:它會遏阻未來的非法活動、激勵企業行為的改變、確保適當的一方為自身行為負責,以及促進公眾對於我們司法體系的信心。」不到兩個月後,司法部已經首度針對兩名銀行高層主管的二十八條詐欺罪名,做出有罪的判決。

懲罰高階主管的呼聲越來越強大,而司法部政策的整體轉變,顯然是以懲罰會改變行為的觀念為前提。施予懲罰之後,企業行為應該要變得更加順從,因此應該會防止下一場金融危機,或是重大的環境災害。這個邏輯很清楚。假如出現傷害及違法的錯誤行為,我們可以透過制定更嚴厲的懲罰來改變它。

保守派人士絕對擁有懲罰性直覺。一九七三年,尼克森總統談到:「當我們無法讓犯罪者為他的罪行付出代價,我們是在鼓勵他認為犯罪會有收穫。」雷根總統依照慣例,應和尼克森的話:「這麼多年以來,刑事司法的天秤傾向保護犯罪者權利的那一方。當今有太多判決並不適當,刑期也太短了。」一九八九年,喬治.布希總統曾說:「我們將不會有安全的社區,除非我們強硬對付毒品犯罪者,而且要比現在的做法還要強硬許多。」

民主黨人士也推出打擊街頭犯罪的說法。柯林頓總統簽署了由民主黨國會議員喬.拜登(Joe Biden)發起的《一九九四年暴力犯罪控制與執行法法案》(1994 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這份法案的內容有三百五十六頁,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型的犯罪法案。柯林頓在宣布法案時說明:「它會讓警察走上街頭,把罪犯關進監獄中。它會擴大聯邦死刑,讓犯罪者知道假如他們有罪,他們會受到懲罰。它會讓守法的市民知道,我們正在努力讓他們得到應得的安全。」

政治人物熱愛懲罰。或許他們在誰該受到懲罰的方面,並未達成一致看法,不過他們對於不良行為最偏好的回應,就是懲罰。政治人物經常聲稱,他們必須支持更嚴厲的懲罰,因為大眾如此要求。在柯林頓的犯罪法案簽署生效過後二十年,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ational Public Radio,NPR)的凱莉.強森(Carrie Johnson),引述維拉斯法研究所(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所長尼可拉斯.透納(Nicholas Turner)針對打擊犯罪政策及國內懲罰性直覺的說法:「刑事司法政策深受公眾情緒,以及某種政治性直覺的驅動,訴諸公眾情緒更負面的懲罰性元素,而非受到事實的影響。」強森補充說:「那種公眾情緒要求把罪犯塞滿國內的監獄,這是一九九四年犯罪法案的一個重要部分。」

據信,公眾的情緒影響了政策。我們社會大眾太害怕罪行,以至於政治人物開始更嚴厲打擊犯罪,減輕我們的恐懼。然而,上述的分析所遺漏的事實是,公眾情緒和政治人物的行動之間,並非一條單行道。這並不代表數十年來,犯罪先於法案的政治言論可能增加大眾的恐懼,並且加深我們的懲罰性直覺。數十年來的總統全國演說告訴我們要害怕犯罪,以及更強大及更嚴厲的懲罰是保護我們安全的唯一方式。事實上,政治人物的回應也刺激大眾的懲罰性直覺。

這不只是美國現象。大家想想那些政治人物,諸如菲律賓的杜特蒂總統及巴西的波索納洛總統,他們能夠透過殘酷的嚴厲懲罰,保證降低犯罪率而得到民眾的支持。就算像是荷蘭的自由民主國家,也相信懲罰能減少有害的行為。在二○一九年秋天的短短三週內,荷蘭的司法部長費迪南.格拉珀豪斯(Ferdinand Grapperhaus)採用兩項法案,提高大眾錯誤行為的課刑。第一項法案是將酒駕的刑期從三個月增加到一年。第二項法案是下令監禁那些犯下攻擊救護車、縱火或襲擊警察罪名的人。同樣地,自由派的丹麥也已擁有改為更嚴厲懲罰的民粹政治。在二○一八年開始一項新法,針對那些居民大多為低收入及穆斯林的二十五個住宅區的人,雙倍加重其懲罰。法律稱呼那些指定地區為「貧民區」。

參議員華倫說對了,這實在不公平,企業高階主管接受的懲罰,遠比那些犯下街頭或毒品微罪的人更為寬大,假如那些主管真的受到任何懲罰的話。但是假如那些公司高階主管一開始就從未犯法,不是要好得多嗎?這難道不是法律防止傷害的核心功能嗎?要讓法律真的保護我們的安全,我們必須以不同方式去看待懲罰。我們不只是評估懲罰是否公平或正義,而是必須得知懲罰是否及如何塑造行為並降低犯罪。

(本文摘自班哲明.凡魯吉、亞當.范恩著《行為失控:為什麼人們會忍不住做壞事?法律管不住的人性密碼》,平安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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