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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島的危與機》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策略

國際情勢複雜的當下,台灣得努力尋找產業突破口。圖/freepik
國際情勢複雜的當下,台灣得努力尋找產業突破口。圖/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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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在地市場需求的生產商機顯而易見,而切入東協、南亞市場的入口,應該是新興的獨角獸、軟體與在地的EMS 製造廠。

如同前述,幾乎每個東協國家都有一、兩家稍具規模的電子產品製造商,這些製造商正走在台韓走過的路,從小作坊型態的生產體系,走向經濟規模、公開募資的階段。過去台韓崛起時, 中國仍在酣睡,給了台韓絕佳的契機,但今日的全球分工體系, 已難以讓東協的業者採取逐步發展的傳統戰略,最佳選擇就是結合台灣的產業經驗,透過資本合作、生產體系的共享,才有可能在台韓與中國模式之外加速發展,奠定足夠的產業發展基礎。

人口接近 14 億的印度,或許可以不同於台灣與東協國家的模式,發展新世代的 ICT 產業。印度成就非凡的系統整合與軟體開發商、獨角獸企業、電信服務商,甚至在地的 EMS 製造廠都可以是台商的選擇。一旦台商落地生根之後,美系的業者才有機會在這個生態系下,尋找更高附加價值的關鍵零件與軟硬體整合商機。

以內需優化產業的附加價值與競爭力

企業經營的最高戰略是「在潛力市場上,掌握獨占優勢」。差異性愈高,障礙愈高,但單靠硬體製造很難形成足夠的障礙, 而結合軟體的硬體製造機制,便是事業經營上的深溝高壘。

在烏俄大戰中,網軍的對戰也是關鍵的環節,除了雙方相互攻擊兩國的資料庫之外,不斷有深偽(Deep Fake)技術被使用在宣傳與戰場上,而無人機的使用,更與人工智慧技術息息相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 2021 年 10 月啟動一個投資 10 億美元的人工智慧防禦作戰的研究應用計畫,似乎下一個世代誰能主導人工智慧技術,就可以在未來的世界扮演關鍵性的角色。這些演化,或許有令人憂心的成分,但把這些技術透過半導體與硬體設備標準化,不僅在資訊安全上更有保障,也是台灣產業的一大商機。

我們相信,結合人工智慧的生產、運籌機制將可以滿足差異化的需求,在地生產也將帶來各國經濟成長的動力,走在產業前端的東亞諸國與歐美大國,都應以「共享、共創、共榮」的觀念協助新興國家發展本土工業,「繁榮」是民主的基礎,「共同富裕」不是單一國家的訴求,而是國際社會體現公益的一環。

一、布局電動車、未來車產業的實體與虛擬供應鏈

台美之間的戰略伙伴關係,台灣是以小事大,又夾在中美兩強之間,核心戰略不是討好任何人,而是在台灣有獨特地位的市場空間中,找出第 3 個可以共同創造的價值。東協與南亞的新興市場以及正在崛起的電動車,便將是台灣創造伙伴價值的契機。前述與東協、南亞的獨角獸企業如電信服務、當地的 EMS 製造大廠合作,就是電動車市場的商機。

產業結構轉變時,就是企業與國家推動新興產業最佳的時機。根據 DIGITIMES 的研究,一個電動車廠的投資金額至少 35 億美元,這是約當 7.5 代面板線的投資規模,現在宣稱要進入電動車的企業多數難以達到這樣的標準。如果有台商生產體系的支援,在機構元件、配套體系與供應鏈生態系的建構上都是縮短學習曲線非常重要的助力。

一般認為,超過 100 萬輛高品質的累積生產規模,才算是個穩定的車廠,特斯拉已經在 2021 年底時達標,而新創車廠除了營運模式之外,尚得與市場、同業競爭。對很多國家或大型企業而言,很可能是「心有餘,力不足」,但若能結合台商的體系, 在 OS 與面板中控系統上共構,便能使各國業者在軟硬體整合的過程中事半功倍,台商與在地業者都可以雙贏。

這樣的訴求不僅僅有利於東協、南亞新興國家的企業,也可與美、加、墨等北美國家雙向合作。特斯拉在起步初期多利用台灣廠商連結供應鏈,至今也與台灣維持深度的合作關係。基於台灣長期從 ICT 產業中累積的優勢,能提供電動車必須搭載愈來愈多的感測器、半導體元件,與台灣結合可以加速落實北美的電動車工業體系。其次,在進入電動車全面普及階段時,生產製造體系不會只侷限在先進國家,多元生產將是常態,而北美的車廠、配套廠商也必須建構起對應新興國家的產銷體系,以「無害的伙伴」著稱的台商,也可以有具體的貢獻。

無論從供應鏈的配套到在地充電樁、儲能等服務,在台灣的西海岸城市就可以找到完整的供應鏈。過去人口密集、幅員小是台灣的侷限,但今天密集的供應鏈、多年累積的產業經驗與資本募集能力,都成為台灣在全世界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價值。

台灣已經不是 1980 年代初出茅廬的小伙伴,累積超過 40 年的產業經驗,可以梳理出 MIH 與台達電兩種模式。台達電從過去擅長的能源效率出發,是台灣很多廠商擅長的優勢,而鴻海集團領軍的 MIH,是希望以此為平台連結在地伙伴。現在鴻海在美國、泰國、印度、越南都有戰略伙伴,以台商過去從個人電腦演化而來的產業生態系,不僅是台灣的 DNA,也可能是新興國家最容易複製的產業發展模式。

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強調要讓自由貿易、多元發展,在技術規範(專利)、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上深化,我們可以試著從台日、台美、台印、台加等汽車業共同發展平台,建構一個從製造到服務的合作藍圖。

二、重新檢討、深化桃園航空城運籌樞紐計畫

全世界的國際貿易有 95% 的貨物是靠海運,當中以重量而言,只有 0.21% 是靠空運,但這 0.21% 卻帶來26% 的國際貿易金額。台灣是海島,加上以半導體等高價值的產業為主要貿易來源,所以根據華航提供的資料,台灣在 0.23% 的空運量中,貿易金額卻高達 47%,可以想見桃園機場的重要性。

只是過去有些歷史背景,或者機場本身的條件限制,讓機場只能在並不完美的環境中運作。桃園機場於 1979 年啟用,當時還是冷戰時期,因此航空貨運並未考慮太多中轉,以及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1990 年之後的 30 年,大陸崛起、台商轉移生產基地、中國本土工業也有一席之地,台灣出口的半導體有 60% 銷往中國。在分散型生產體系的形成過程中,台灣產業與運籌體系的樞紐地位就更重要,所以我們對航空城的理解不應只是土地開發,更應關注串連整個供應鏈的產業戰略價值。

以半導體零件運籌機制而言,成為亞太零件樞紐的企圖心與戰略變得非常重要,目前 80% 在香港操作,也滿足珠三角、長三角需求,但未來東協、南亞至少會貢獻台灣出口半導體的三分之

一,應思考如何結合航運、運籌業者進行產業升級計畫,爭取台灣的樞紐地位,包括跨業整合、專業能力的提升,重新檢視華航、長榮的貨運機制,開拓具有創意的貨運航線(如台北 一 檳城 一清奈),為產業進行前瞻布局,以連結優勢。

三、人才國際化:In-bound 與 Out-bound 的雙向檢討

過去 10 年,半導體業如日中天,需才孔急,早在大學畢業季之前,搶人大戰就已開打,但校園裡各大企業具名撐起的攤位只是表面文章而已。事實上,不僅大企業搶人早就用「包班」的方式進行,連跨國公司都透過各種機制主動爭取台灣的人才。

台灣的尋才方式在過去 10 幾年,只是從傳統登報進化到透過人力銀行招募,而未來應透過人才培訓機制,讓準備進入科技業的青年人才參加「先修班」。頂尖半導體人才的培訓機制更是重要,因要考量導入 EDA/IP 運用的作業能力,不僅要針對國內的半導體設計業,台灣的實習場域對很多國家的科技人才而言, 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台灣可以先設置外籍科技人才培訓先修班,設計 3 個月基本教材,並建立企業合作與付費機制,也可以利用竹科、宜蘭為基地,脫離竹科與西部的科技產業搶人大戰,透過距離上的優勢創造更大誘因。對外的宣傳作業上(Out-bound),建立台美新科技在矽谷的創新平台(Global Innovation Center),遠比在矽谷利用當地育成中心培養新創企業更為重要。台美合作也可以是各國菁英接觸台灣的窗口,主動出擊,將台灣定位為全球電子電機相關人才的就業與生活天堂。

四、戰略總結與行動方案

半個世紀之前,台灣基於維繫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派出了無數專家將台灣傑出的農技經驗移轉給很多開發中國家。儘管這些投資最後不見得成為外交工作上可以量化的成果,但台灣農耕隊在非洲各地播種,卻是人類文明中值得被稱許的一頁。

半個世紀之後,台灣從以農立國進化到科技立國,而從 1980 年代創業至今,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都在台灣這塊肥美而且風調雨順的土地上成長茁壯,所培養的創業家、專業經理人都是其他國家可以借助的力量。我們建議成立具有實戰經驗的科技顧問團,並由第一代傑出的企業家組成指導委員會,以 1.5 代科技菁英籌組「科技農耕隊」,並且因地制宜,建立不同國家的產業發展模型。

由這些數位科技大使擔任顧問,可以協助新興國家啟動新事業,也可以連結台灣精密機械、化工、貿易等不同產業的資源, 讓台灣這個以代工為主的隱形冠軍團隊發揮最大的效益,進而發展重點國家的雙向自由貿易協定或科技、經濟合作。與南亞、東協國家之間,可以推動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積極布局,也可以

照應新加坡、越南不要掉隊。如此一來,便可讓新竹科學園區能境外運作,並由台灣主辦「Indo-Pacific Supply Chain Summit」這類可以影響視聽的國際大活動,掌握制高點,更進一步提升台北電腦展等供應鏈展會的價值。

基於這樣的產業戰略,在國家級新世代新聞平台建構計畫中,也可以涵蓋專注供應鏈與亞太科技產經新聞的功能,並以亞洲半導體、供應鏈新聞連結台美科技產業的合作,建立來自台灣的產業話語權。

結語:我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面對死亡,可以讓人集中精神,拋棄過去的假設與錯誤。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讓全世界都上了一課,瑞典、芬蘭相繼宣布要加入北約,喬治亞共和國也躍躍欲試。每個人都認為無法立即攻克烏克蘭的俄羅斯,正處於最脆弱的階段,而這也是脫離俄羅斯陰影的最佳時刻。

對台灣人而言,「繁榮」與「生存」必須並行不悖,關鍵驅動力在於產經的發展實力上。前景不明時,很多人把台灣當成跳板,這也造成政策的扭曲與短視的商業行為,在傳統的工業時代, 台灣人焚膏繼晷,爭取短期 OEM 訂單,相對忽視品牌的經營, 雖然造成產業結構上的偏頗,但也建構出無可比擬的製造能力。張忠謀看到了台灣人願意集中全力在製造領域奮力一搏的潛力。

(本文摘自黃欽勇、黃逸平著《矽島的危與機:半導體與地緣政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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