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羅伯特．魯賓，曾任高盛聯合董事長。1995～1999年間，擔任比爾．柯林頓總統麾下的財政部長，儘管歷經墨西哥債務危機、亞洲金融風暴，他依舊讓美國財政轉虧為盈，締造美國史上最長的經濟成長期。其任職財政部長期間，魯賓隨身必帶著一本黃色筆記（Yellow Pad），他會在其中一欄寫出事件發生的所有可能、另一欄寫下每個結果發生的機率，而這個黃色筆記，能幫助他在「成本」與「效益」之間，做出最佳權衡。本文摘自新書《蹚渾水的理由》。
財政政策這個主題其實有點無聊。我太太茱蒂甚至建議我，把這一段內容命名為「咬牙讀完」（Slog Through It）。但財政議題就是跟我生涯最密切相關的經濟政策領域，而我覺得我至少要稍微詳談一下這個主題。
同時，財政政策立場經常被過度簡化，所以我更要談。細膩的議題被簡化成二元對立後，使人們將其錯誤的歸類成兩類：第一類是「財政鷹派」（有時又稱「赤字鷹派」），主張減少赤字；第二類則是「財政鴿派」，主張不受約束的借款（因此赤字會增加）並不會產生負面效應。
我大概算是鷹派，但從這個例子你就知道，標籤雖然能夠闡明事情，但也會混淆事情。我的確相信財政紀律，也就是說，我認為我們應該謹慎考慮「該把公共資金花在哪」，以及「我們該容許多大的聯邦債務」，才能讓整體經濟成長。但我並不反對負債或赤字本身，在經濟大衰退期間，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我說過也寫過：我們必須有健全的救濟和激勵措施，才能彌補經濟體中短缺的私人需求；而這些措施就是要靠赤字開支才能資助。
就我看來，最重大的分歧不是財政鷹派和鴿派，而是「嚴謹思考財政議題相關問題的人」，以及「輕率行動，覺得這些問題都有簡單答案的人」。我覺得近來越來越多政治人物、政策制定者，甚至一些學者都屬於後者。他們當中最極端的人可能會主張，我們應該減少赤字，而不顧長期社會或經濟成本，甚至可以無限制的借錢。至於減少赤字上比較不極端的版本（但沒有比較嚴謹），就是宣稱支持赤字，但前提是不能違背自己的政治優先事項，例如右派的減稅、左派的公共支出等。
有些人雖然沒有嚴謹思考財政事務，但最後仍採取跟我類似的政治立場。不過我覺得，比起「沒有周延處理相關議題，但剛好在政策上贊同我的人」，「跟我在政策上意見不合，卻謹慎處理相關議題的人」反而跟我有更多共同之處。
比方說，有些經濟學家主張，雖然我們不能無限增加我們相對於總體經濟的負債（通常稱為「債務占GDP比例」），但我們還有很多負債的空間。而且當低利率持續好幾年的時候（直到2022年才有提高），這種主張更是強烈。
提出這種主張的經濟學家和專家，有許多人都徹底思考過這個議題。他們和我的基本論點是一致的。第一，美國能夠累積的債務是有限度的。第二，這個限度無法在事前就精準的確定，因為它取決於市場心理學、商業信心、市場放款給聯邦政府的意願，以及其他因素。
但我不同意他們的結論。這並非因為我的意識形態是赤字鷹派，而是因為根據我的判斷，長期高赤字的風險，遠比這些經濟政策思想家認為的還高。
事實上，我甚至認為我們目前的長期財政軌跡（也就是我們目前預期的債務占GDP比例），產生了既嚴重又相互關聯的風險。基本經濟理論暗示政府應該在衰退之際借更多錢、花更多錢，以彌補失去的消費者與企業需求；而且應該在經濟成長之際減少支出、增加收入（或雙管齊下），以減少債務占GDP比例。不過最近幾十年來，我們太常不照這個策略走，反而無論時局好壞都維持巨大的赤字，將債務占GDP比例逐漸提高到美國史上第二高的水準（史上最高的那次，是二戰剛打完時）。
這可能讓市場在將來衰退之際，更不可能放款給財政部，進而大幅降低經濟的恢復能力。現在的高借款水準，也可能使我們在未來更難做出赤字資助的公共投資；可能是因為借款增加，而使市場利率產生不利的反應，或是政治人物沒興趣做這些額外的投資，或兩者皆有。赤字資助的公共投資相當重要，但我們仍要權衡這些投資的利益，以及這些赤字產生的風險，包括利率飆升，甚至導致金融危機，這兩者都會讓這樣的投資變得不明智或不可能。雖然借款和支出並非通貨膨脹的唯一原因，但它們會讓經濟過熱、導致通貨膨脹。
寫到這裡，通貨膨脹是美國消費者、勞工和政策制定者最擔心的事情之一。但不明智的財政政策導致的風險，可不只有通貨膨脹而已，還有其他包括；使美元趨於弱勢，外國資金撤離市場，以及可能的市場疑慮（關於未來的通貨膨脹，以及未來經濟體中儲蓄的供需失衡）。基於這些理由，不明智的財政路線可能會導致利率飆升，而且你無法預測它何時會飆升。在極端情況下，也可能會產生金融危機。
2021年1月，彼得．奧薩格（Peter Orszag，曾任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與我，在一份論文中堅決主張：未來的通貨膨脹和利率都有「極深的不確定性」。我認為發生過的事件已經證實了我們的立場，說得更廣義一點，這些情況其實一直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即使通膨與利率已經很久沒漲了），因此如果打算用赤字來資助支出或減稅，那麼計算風險時就要將這種不確定性列入考量。
請務必記得，財政狀況也會造成心理上的效應，而且模型無法完全掌握它。舉個例子，1990年代初期，大家都很擔心美國的財政永續性，而這種不確定的感覺，蔓延到美國的經濟政策，因此使企業不看好政治體系面對挑戰的能力。這種情況拖累了企業的投資和僱用情形，進而影響了整體經濟。
不明智的赤字和債務占GDP比例所導致的風險，已經很久沒成真了，不過近年來，我們的赤字很可能令人更不想支持公共投資，而且在2022年，我們的經濟已承受了巨大的通膨壓力，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出在赤字開支。雖然我們不確定目前的財政狀況是否已偏離基本原則，但我們目前的債務占GDP比例已然處於歷史高點（接近1946年以來的最高水準），這也意味著，這種狀況總有一天會受到嚴厲的修正。
無論我對這些風險成真機率的看法是對是錯，我們其實根本就不必承擔這些風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聯邦稅收占GDP的百分比，就已經遠低於充分就業經濟下的歷史平均值，甚至比1990年代經濟繁榮時還低。與其借更多錢來滿足基礎建設需求、資助反貧窮計畫、進行其他值得的投資，我們不如藉由累進稅率來增加必要的資金，逐漸改善中期和長期的財政軌跡。請留意，我這裡指的「累進」是經濟上的意義，而非政治上的「進步」，意思是所得與財富最多的人要負擔特別重的稅（譯按：累進和進步的英文都是「progressive」）。
若想改善我們的財政狀況，同時繼續做出必要的公共投資，提高收入並非唯一的方法。例如美國目前醫療保健成本占GDP的比例，雖大幅超越其他已開發經濟體，卻沒有產生更好的醫療成果。這表示我們有機會（至少理論上來說）在不必犧牲病患照護的情況下，減少聯邦醫療保健計畫的成本。
總而言之，我認為我們目前債務占GDP比例的長期軌跡，將會持續招致風險；與其這樣，我們應該要明智的投資，比起重度仰賴借款，更應該透過累進稅率增加收入；同時也要盡可能提高效率來降低成本，這樣才有更多空間實行各種必要的公共計畫。我並不認為，採用這種方法的財政政策議程屬於鷹派或鴿派其中一種，但我認為這樣的議程，將會讓美國經濟處於最有利的地位，以達到長期成功。
除了增加和支出資金，我認為政府還必須盡到第三個職責，那就是處理所謂的「結構性議題」。這有點籠統，甚至有些重疊之處，因為許多結構性議題也牽涉到更大的公共投資。但大致上來說，我的意思是「除了公共投資以外，其他只能透過政府行動（立法，或由行政機關制定規則）來有效處理的議題」。
其中一個議題，就是法規。這個領域內的商議太偏向數量方面的問題（我們應該要有多少法規？），卻沒討論既有法規或法規提案的好處。就算大家有考慮到法規的好處，辯論時通常也缺乏紀律、偏向意識形態。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們只要應用嚴謹的成本效益框架，就能獲益良多。
過去有幾屆政府（包括柯林頓總統和歐巴馬總統）都試過這種做法，雖然他們的成果很有限，但未來的政府應該繼續嘗試，因為背後的收穫會是不可計量的。為了提高成功機率，我們應該大幅增加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的職員和資源，也就是負責審核法規之處。
有些民主黨黨員，十分懷疑用成本效益方法制定法規的成效，因為過去企業曾利用它來規避那些符合整體公共利益的規則；而且這些黨員也擔心，這種作法在未來必定會偏袒企業。但假如政策制定者有考慮到整個成本效益範圍（例如這些法規是否有減少貧富差距、將來氣候變遷的成本等），我不認為會發生這種事。比方說，如果沒有緩和氣候變遷就會嚴重損害經濟，那麼成本效益方法就應該更加強環保法規，而不是削弱它。
在金融部門，成本效益方法同樣也能定出更有效的監管政策，同時讓大家更清楚這類法規的必要性。我認為市場過熱的原因，在於貪婪與恐懼。自從我在高盛擔任更高階的職位之後，我開始以更全面的角度思考市場風險，也因此支持那些設計來避免系統性市場失靈的金融法規。
缺乏有效的金融法規，會招致嚴重的問題，包括市場操縱、體系內重要機構的信用度降低，以及缺乏適當的消費者保護機制。最後，有效的金融法規第二層的好處，就是讓大家更支持我們的市場經濟體系，因為它們讓大多數人更加感受到體系對其有益，而不是在占他們便宜。
以上就是「維持我們市場經濟體系的民眾支持度」的最後一個重點，它經常被忽視。以勞動政策為例，許多我認識的執行長都跟工會作對。而我認為這是錯的。如果執行長想維持市場經濟、彈性勞動市場、貿易自由化，以及其他成功經濟體優先事項的支持度，美國人就必須先感覺到這些政策在為他們效力。工會在其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將更多經濟成長的利益帶到所有社會部門。我認為這個效應本身就是正面的。就算你不同意，但讓更多人分享到經濟利益，就會有更多人支持明智的經濟政策，這些都是符合企業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