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來看，無論是經由監管法規或課徵碳稅來實現低碳經濟轉型，差別都不大。即便如此，這樣的政策肯定都會引起政治上的爭議，而政治的兩極對立使得這類課題愈來愈難達成共識。不同國家之間要找到共同點尤其困難，故而可能導致全球經濟低碳轉型的進程比很多人所寄望的更慢。
還有另外一種調整行為的管道，在因應氣候變遷上被證實具有同樣強大的效力，這種手段沒有政府干預便正在發生中，那就是投資人管道。
投資人已經開始公開反對碳排放，並用他們的投資組合來表達此一意向。當投資人避開碳足跡很大的公司股票不買，而銀行和其他放款人也群起效尤以滿足他們的股東，碳足跡龐大的企業將發現自己愈來愈難籌措資金。假以時日，這些公司將需要付出更高的借款成本，這實際上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風險溢酬」，俾以反映出他們加諸於環境的風險。不管是在債券市場、股票市場或是直接向銀行借款，都必須支付這種風險溢酬。隨著資金成本提高，溫室氣體排放大戶將發現有必要投資減碳技術來減少他們的碳足跡，否則他們將因為缺乏負擔得起的融資來源而被迫退出市場。
試想兩家屬於同一領域的公司，一家擁有廣泛深入的碳足跡減量計畫，另一家則沒有。第二家最後將付出比第一家更高的成本來取得營運資金；第一家則將有較高的營運成本(與溫室氣體減排有關的成本)和較低的融資成本。獲利能力的比較結果取決於公司的結構，但光憑著聲譽效果就能讓第一家公司得到明顯高出許多的股價。目前市場上已經可以觀察到這樣的運作機制。
有些人如此感嘆地認為，這種市場機制意味著資本市場將傳統溫室氣體排放企業「拒於門外」。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如果這些公司繼續產生過多的不良副作用，市場只是正在強迫他們付出更高的資本成本。導正這些副作用，並且以保持獲利能力的有效方式去做到的強烈誘因是存在的，策略包括部署碳捕捉技術，以及理論上把額外成本轉嫁給顧客—這實際上就變成了由公司而非政府來課徵碳稅的意思。
這一切理論上聽起來不錯，不過有些觀察家質疑這種機制實際導致碳排量降低的能力如何，就跟有些人不相信碳稅會影響人們的行為一樣。一個更具攸關性的問題是，投資人是否擁有足夠的資訊來對一家公司的碳足跡做出相對應的決定。公司的報告往往既冗長又複雜，而比較不同公司的碳足跡可能非常困難。如果投資人認定(或經由社群媒體得知)某家公司是溫室氣體排放大戶，而且可能依然故我，那麼公司股價恐怕會跌到一毛不剩，並且該公司幾乎馬上就會陷入困境。想要管理這種風險，公司需要提供完全透明的碳足跡資訊，還有他們減碳的計畫和進展，讓投資人可以有條理地調整其投資組合。這樣的話，一家溫室氣體排放量高的公司，將以較高融資成本的形式來支付碳稅，而且也會有比較強的動機逐漸改進，不會一夕之間就被淘汰。在一個標準化國際框架下實現這種透明度，正是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稱FSB)主持成立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簡稱TCFD)工作小組等倡議行動的宗旨。
以井然有序的方式朝向更為綠能化的經濟轉型，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誘因。世界仍然高度仰賴化石燃料，而且可能還會繼續這樣很長一段時間。今天，全球約有八○％的能源需求由化石燃料供應，與三十年前的比例相當。全球能源需求持續增加，在保持化石燃料用量不變之下，光是滿足這些增加的需求便需對替代能源進行大量的投資，而這並不能降低總排放量。像某些理想主義者所倡議的驟然停止化石燃料的生產和使用，而不會在生活水準層面上帶來令人痛苦的後果，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目標是實現淨零排放—人類製造的碳排放量低到可以被地球吸收掉的情況。做到這件事的方式有很多種，包括減少化石燃料用量；投資綠色能源來作為補償；捕捉被排放的溫室氣體，不使其進入大氣層；種植更多樹木以助長大自然的吸收能力。
二○一六年的「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旨在為這種轉型設定推動進程，並以維持全球氣溫上升幅度低於攝氏二度(比工業化前的水準還高)為其框架目標。根據氣候變遷專家的看法，這需要全世界在二○五○年以前實現淨零排放。由一百九十五個國家簽署的「巴黎協定」，便是要尋求建立必要的國際協調機制，防止有的國家規避轉型，讓其他國家來擔負這個重責大任。整個世界都在高度關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課題。
不過，身先士卒的國家可能會讓自己在全球市場上競爭不過沒有跟進的國家。某些國家，尤其是小國，太容易以他們對全球排放量的影響小到不足掛齒為理由，堅持現狀不肯改變—這正是「共有資源的悲劇」的完美例證。「巴黎協定」可能會是一個重要的支持框架與同儕壓力的關鍵來源，但它不會是一個推動機制。反之，它對每個國家來說都是一種政治挑戰，只會平添個人和公司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實現淨零排放的可能途徑有很多—結合排放定價、管制法規和補貼手段—全都取決於政治。因此，未來幾年，這種轉型將成為經濟與金融不確定性的一個獨立來源。
有鑑於這種不確定性，投資人執行機制恐怕會是最值得關注的，簡單的原因在於它的運作不需來自公共政策或政治共識的支持。有愈來愈多公司每年提出永續報告書，內含溫室氣體排放的數據；他們也設定碳足跡方面的目標，有些甚至納入高階主管薪酬獎勵結構中。就這方面來看，設定二○五○年實現淨零排放目標是沒問題的，不過這必須轉化成可逐年衡量的進度。
事實上，COVID-19 疫情似乎已經讓企業界針對這類目標加速部署的腳步。二○二○年，企業界出現一波驚人的保證潮，承諾在二○五○年達到淨零排放。其中大部分承諾都是關於範疇一(Scope 1)排放，也就是在公司可直接控制之下的排放；其他承諾延伸到範疇二(Scope 2)排放，將公司所使用的能源在生產時導致的間接排放納入；還有一些公司承諾實現包括範疇三(Scope 3)在內的淨零排放，即消費者使用公司產品所產生的排放。二○五○年距離現在只剩不到三十年時間，但足以讓人們相信這些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由於沒有政府要求企業這麼做，所以我們看到的進展證明了投資人的威力。TCFD的企業報告書建議如今得到全球約一千五百家機構的支持，該建議的推廣在這個現象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
即便如此，投資人執行機制並不是這麼容易理解的，散戶肯定是不清楚的。媒體報導向來把關注重心放在轉型為低碳經濟時，某些企業資產可能會變成「擱淺資產」(stranded)的風險。
這種綠或非綠的二元投資分析，意指任何從事傳統化石燃料業務的公司都快要消失了。這是不太可能的事，因為發展替代能源需要時間，於此同時，全球能源需求的持續增高也需要被滿足。
再者，不管是用於燃燒還是拿來生產石化產業裡的各種材料，持續使用化石燃料是可以與實現淨零排放並存的。有了足夠的透明度，投資人應該能看出來哪些公司生產的能源具有最大的碳足跡，並施以最嚴厲的懲罰。隨著世界減少對石油的依賴，排放量最高的生產相關碳排大戶將會率先停止生產。與石油生產及精煉為最終能源有關的溫室氣體排放，是龐大的潛在減排來源。來自投資人的減排壓力營造出一個激烈的競爭環境，使基於化石燃料的能源供應商競相成為最有效率的業者。僅憑著這股力量，便能解決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溫室氣體排放問題，而這件事情是可以跟實際將化石燃料當成一種能源使用完全分開來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