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要轉而談談一個不同的問題，但同樣具有挑戰性：為了因應構造力所激起不斷升高的風險浪潮，政府也將面臨間歇性的援助需求。如我們在疫情期間所看到的，發生重大經濟震盪時，政府和央行需要有所作為，以緩和個人和企業遭受的衝擊。這也是利用資源來提供某種形式的保險。
相較之下，經濟受到干擾時，運用政府穩定政策來消除波動的歷史尚短。這部分的經濟學是由凱因斯在經濟大蕭條時期率先提出，並在二次大戰之後得到常態性的實踐。因此整個穩定政策的歷史和戰後嬰兒潮時期是重疊的，這表示政府和央行幾乎總是能仰賴來自底層不斷增多的勞動力來推動新的經濟成長，從衰退中恢復過來。
從這個最基本的意義上來看，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下一個不確定的年代恐怕尤其令人感到憂心忡忡，因為未來將會出現更多更劇烈需要克服的經濟波動，加上還要解決前一節所提及日益沉重的財政負擔。
政策制定者已經知道，過去的一些危機，譬如一九七○年代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同時上升，已經導致經濟學本身的再改造。從全球金融危機學到的教訓，已被適切地應用在COVID-19 危機期間。而我們也從這一次的危機中汲取到一些教訓，毫無疑問將可沿用到後疫情時代。
COVID-19 事件的一個重要教訓是，自動啟動的財政政策，會比沒有慣常的冗長執行拖延來得更有效果。在美國，參眾兩院對疫情期間應該如何使用財政工具展開激烈的辯論，使得聯準會在危機發生前幾個月，一肩挑起穩定經濟的大部分重擔。加拿大在這方面的表現較好，不過在援助計畫的實施上還是耽擱了好一陣子。重要的是，加拿大在疫情期間主要財政工具的設計，旨在使它們能彈性回應經濟基本情況，這是財政有效性的一次重大進步。在這層意義上，失業保險向來就是作為一種自動穩定機制，雖然它的運作比起疫情期間實施的其他計畫更遲緩一些。相較之下，美國在第二波COVID-19 疫情襲擊經濟時，又一次進入全新的政治辯論循環後，才推出第二輪政府援助計畫。在未來的財政框架中維持較高程度的自動化，方能逐漸減輕貨幣政策的負擔。
從疫情中學到的另一個重要的財政教訓是，即便事態緊急，使我們或許必須暫時擱置關於債務和赤字目標的標準財政課責框架，但對此還是有一個基本需求要做到。政府需要不斷提供對財政未來的洞察，幫助市場形成預期。畢竟，政府是在要求投資人為過去無法想像的支出規模提供資金。無論情況看起來多麼糟糕，政府最起碼必須提出一套可信的財政規劃，展示政府債務的可能發展途徑和籌資方式。提供好壞不同的情境來作為基準情境的補充，也是一種很好的實務做法。在這樣的框架下，財政永續性的最低要求是，承諾維持債務對國民所得的比例穩定不變，或是在經濟成長回升時，使該比例從高峰逐漸往下降低。此一承諾將轉化成政府支出和財政赤字的近期目標。
在貨幣政策方面，從全球金融危機學到的教訓發揮關鍵作用，迅速化解了COVID-19 危機。各央行迅速有效地祭出一整套市場干預工具，與此相較，二○○八年那時，大家的反應則是比較按部就班的。在二○○七至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前，普遍認為利率的底限是零，或甚至略高於零。不過許多國家的央行已經把短期利率降至零以下，政府債券利率也隨之下降，打破了之前抱持的觀點。借錢就要付利息是如此根深蒂固的觀念，以至於很多人很難接受負利率。負利率並不自然，因為基本自然利率是衡量不耐等候的指標，而這仍然是一種人類特徵。但在特殊情況下，將利率降至零以下可以為經濟提供更多刺激。由於銀行的借貸週期長，借貸利率之間的利差對金融體系運作和信貸供應而言是最重要的；只要有合理的利差，銀行就能繼續發揮功用。把央行利率降到零以下，會進一步拉低貸款利率，鼓勵家庭和企業借錢和消費，從而幫助經濟走出衰退低谷。
如今，我們已經明白有效利率底限和管理現金餘額的成本有關，其中包括紙鈔的安全儲存和避免損失的保險成本。把錢存在銀行並得到負利息的人，可以把資金轉為現金而不會有任何利息，但是他們需要存放現金。若將這些儲存成本納入考量，大部分研究認為名目利率的有效利率底限大約是負○．五％，也可能再低一點。
無論確實的有效利率底限是多少，重要的是要明白，當利率非常低的時候，如果經濟出了什麼問題，央行就沒有多少可以操作的空間。想想一個情境是經濟遭受衝擊，失業率上升，而通貨膨脹率看來有可能跌到中央銀行的目標以下。當局會降低利率來鼓勵更多借貸和更快的成長，以便抵消這種衝擊。如果利率一開始是四％，那麼央行可以降息至少四百個基點，對經濟產生相當大的提振效果。但如果利率是從二％開始，把利率降到零只能發揮一半的作用。這時候，有能力把利率降到零以下，就提供了另外五十個基點的操作空間。
我們通常會認為經濟遭受的干擾有好有壞而且呈現對稱性；換句話說，隨著時間過去，好運和壞運兩者平均下來，根本沒有所謂運氣可言。利率愈低，央行就愈有可能沒辦法透過降低足夠多的利率，來緩解壞運來臨時的衝擊。不過，央行完全有升息的自由，所以可以根據需要盡可能提高利率來承接好運。利率底限帶給貨幣政策的過程一種不對稱性，這表示當利率的平均水準偏低時，央行可能經常無法達到通膨目標。央行的武器庫裡還有其他可以補充利率調整的工具，例如量化寬鬆政策，但這些工具只會對經濟產生二階效應(second-order effects)。
經濟研究指出，未來當利率平均而言可能保持在低位的時候，應更大量使用財政工具來穩定經濟。基本上和凱因斯在一九三○年代提出的是如出一轍的分析。
與此同時，家庭債務升高的構造力將持續為貨幣政策帶來挑戰。經濟裡的私部門債務水準很高，會使其更容易受到景氣低迷的影響—沒有欠債的公司可以安然挺過負面經濟波動的風暴，而負債累累的公司則可能無法償還債務並且被迫歇業。高額債務放大了經濟動盪的後果，使中央銀行更難令經濟保持在正軌上。一個相關的併發狀況是，隨著許多投資者在尋找更高的收益，長期低利率往往會導致看似過度冒險的行為。這一點對家庭和企業同樣適用。雖然一些謹慎的公司也許會以收益不高為由而放棄投資機會，但其他公司可能認為，為了達到他們眼中合理的資本報酬率，有必要更跳脫他們的風險舒適區。這種冒險行為不僅使經濟難以抵擋厄運來臨，也很容易受到利率上升的影響。即使是些微的升息，也會引發大規模的企業倒閉和失業，這種可能性會嚴重地限制中央銀行堅持通膨目標的能力。
考量到債務相關的風險，有些評論員建議中央銀行維持高一點的平均利率，以減少家庭和企業的債務。不過中央銀行實際上只能追求通膨目標，並且在過程中緩和經濟的波動，若是想要同時試圖抑制債務增加，通常會導致其無法實現通膨目標。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和央行發展出一套總體審慎工具(macroprudential tools)，譬如房貸壓力測試或貸款負擔率上限指引(maximum loan-to-income guidelines)的原因所在，以限制金融體系未來的脆弱性，並且讓央行能追求它的通膨目標。在最大程度上，完整綜合央行所面臨的權衡取捨—也就是掌握總體經濟(產出—通膨)風險和因債務脆弱性引發的金融風險，並透過私部門的行為將兩者連結起來—仍然是建立經濟模型者的目標。與此同時，在央行的目標範圍內掌握住金融穩定性風險，便可以達到一個合理的近似效果，前提是央行有額外的工具來獨立應對這些風險。
有鑑於作用於經濟的構造力，未來央行平緩景氣循環的能力將不如從前；而構造力的交互作用使得政策制定者需要應付的波動性上升，也會使得這種操作空間變小。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下，單憑央行之力，恐怕不可能維持跟過去同等程度的總體經濟穩定性，所以需要有異常靈活的財政政策來幫忙。解決這件事情的一個方法是讓財政政策更自動化，不需要新的立法便能對經濟的變化做出回應。設計一個普遍的基本所得計畫，正是要做到這件事。不過，更多的自動化財政工具可能會違背政治的本質，因為比起讓問題自動化解，而且還是要為因此產生的財政赤字辯護，解決問題更能得到讚譽。隨著基礎財政負擔愈來愈高，政府赤字急劇波動—不管是升是降—所帶來的壓力恐怕會更加嚴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