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用地緣政治學的角度來綜觀這個現象，就能掌握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全世界的建築受到中國牽引的樣子。
建築的設計雖然看起來是自由獨立的世界，但其實深受全球情勢影響。我在東大的退休系列講座，曾邀紐約MoMA 的策展人巴里．伯格多爾（Barry Bergdoll）對談，他提及戰後日本與美國的複雜關係，推進了日本的戰後現代主義建築。
根據他的說法，因美蘇在戰後處於冷戰，美國必須盡快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對手日本和解，一同對抗蘇聯。
被利用來當作和解的道具的，正是日本的現代主義建築。身為美國政治、經濟核心的洛克斐勒家族（Rockefeller），利用其創立的文化宣傳裝置MoMA，大力宣揚日本傳統建築的基礎，是與現代主義相通的工程美學。建築師安東尼．雷蒙德曾為帝國飯店新建案前來日本，在戰後的日本相當活躍，依據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公開的資料顯示，雷蒙德隸屬陸軍情報機關，參與制定了美軍使用凝固汽油彈空襲的計畫，受他指名的弟子吉村順三，在MoMA 的中庭設計"書院造"*1的木造建築《松風莊》（一九五四），最大限度被利用來宣傳日本與美國的和解。
兩個國家最終在共享「由工程主導的友人」的神話下，連成一氣開始對抗蘇聯。訣別時宛如悲劇的兩國，藉由建築這種淺顯易懂的具體媒介達成和解，開始並肩作戰。以建築工程學為主題，透過稱頌日本建築，日本的戰後現代主義建築，在世界的現代主義建築之中，獲取了特別的地位。
丹下健三的代代木競技場是日美和解的象徵，採用了特殊的工程學—懸掛結構，因此應該將其視為戰後冷戰結構的象徵。丹下健三不僅使代代木競技場成為高度經濟成長的象徵，還將以工程學為媒介的戰後日美共同作戰關係，精彩地轉譯為建築。
果真如此的話，蘇聯解體後的後冷戰時期，世界局勢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影響建築設計？在蘇聯解體、中國崛起後，處於美中的緊張關係下，世界開始變動。在這樣的角力之中，美中開始競爭如何獲取日本的支持。中國同樣必須轉向親日，擺脫為獲得國內共識的反日運動。
對照這樣新的國際關係，就能掌握我的竹之家所處的位置。建築師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比其他人更早注意到，亞洲是冷戰後的建築界最重要的主題。他陪伴日本走過八〇年代，泡沫經濟狂奔的時期，直覺二十一世紀的建築設計將由亞洲牽引，而將亞洲設定為其重要的據點，他受託設計中國的國營電視臺CCTV 總部。然而，CCTV 卻被習近平批評是「奇奇怪怪」的建築，他對亞洲的愛因此以單戀結束。
竹之家卻反而在冷戰後的新時代，成為日中友好的象徵。日中和解與藉由工程學維繫的日美和解相反，其串聯是倚仗土生土長的物質，自然而然成為追尋的目標。伯格多爾以地緣政治學，替我解讀了為何在竹屋之後，邀約從世界各地向我而來的原因。
廣重美術館與竹之家為起點，我的工作量在二〇〇〇年以後驟增。一方面，我以大學這樣的地方為主，跟學生一起製作實驗性的小建築。另一方面，委託案從世界各地而來。在這兩輪的背後是另一個我，觀察著以兩輪奔走的我，並在反省、分析後寫成文字。隈研吾以這三輪支持，從二〇〇〇年後開始奔跑。以三輪奔跑，在精神上也比一輪車輕鬆許多。
建築師職涯的開端，通常是設計小型建築。小建築受到好評，逐漸有機會可以設計大型建築。隨著建築規模變大，事務所也會隨之擴張，這是目前為止的建築師的典型人生歷程。事務所擴張後，就沒空去做小案子，奔波於拿下大案子，以能維持已經擴大了的事務所。這在之中，前衛的建築師也會逐漸成為「社會人士。」
我並不想跟隨這樣的人生歷程，不想就這麼變成「社會人士。」我希望不管是小建築或大建築，我都能夠堅持同時思索、同時反省。如此一來，我才得以保持挑戰精神。當我開始在大學教書，工作範圍也擴大到全世界時，我學會了三輪車這種模式。我以這種模式，在美中對立為主的新世界結構中，開始奔跑。
*1日本古典建築形式之一，誕生於室町時代的武家住宅樣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