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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經濟是如何走向世俗經濟?

《自由與干預:搞好經濟就手握權力,借鏡自由市場的歷史、擘劃經濟的未來》書摘精選

馬基維利的理論與著作,影響後世深遠,甚至導致基督教的分裂。圖/freepik
馬基維利的理論與著作,影響後世深遠,甚至導致基督教的分裂。圖/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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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之初,歐洲出現了劇烈的變化。一五一七年,也就是馬基維利寫下《李維論》的那一年,日耳曼的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將他執筆的《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釘在威登堡大教堂(Wittenberg Cathedral)的門上,啟動了未來將導致基督教分裂的第一步。首批新教徒如同馬基維利一樣,對於人類本性無比悲觀,他們認為人類是墮落的,會按照自身的獸性行事。但是,他們也如同馬基維利一樣相信個人選擇與利己有其力量。只要做出適當的個人選擇,人類就能形塑自己的命運。

在同一時期,西班牙探險家胡安.龐塞.萊昂(Juan Ponce de Léon)發現了佛羅里達,並進一步探索該地。歐洲人感到美洲的自然資源遠比他們所能想像的更加富饒。哲學家開始把科學與探索視為獲得這些資源財富的關鍵。而嶄新的世界探索任務也為人們帶來了新的體認:國家必須扮演主導角色,資助與保護探險家進行長途海上交易,並與其他帝國交涉,這些探索對於個人與公司來說太過昂貴也太過複雜了,他們無法靠自己做到。十六與十七世紀的經濟思想家一再強調,財富生產需要國家投資與個人冒險精神彼此結合。

當時歐洲站在科學革命的臨界點,這場革命將會迎來對各種自然法則的發現,從行星運動到血液循環皆盡有之,因此,我們也無需意外十六世紀的經濟思想見證了全新的自然市場機制運作理論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自由市場的相關概念了,諸如貨幣數量理論、報酬遞減法則、「進入壁壘」的概念、通貨膨脹、勞動生產力和企業家精神─當時的先驅經濟思想家認為,這些概念全都得依賴某種形式的國家干涉。

到了一五三○年代,歐洲遍地都是來自日耳曼與波希米亞礦坑的黃金,還有些黃金來自葡萄牙與西班牙帝國。西班牙船隊從新世界帶回了堆積如山的貴金屬,這些貴金屬從塞維利亞(Seville)的瓜達幾維海岸(Guadalquivir)與安特衛普(Antwerp)的法蘭德斯港口(Flemish port)等地上岸。儘管更多的黃金能帶來財富,但這些黃金同時也導致了通貨膨脹,甚至貨幣短缺,破壞了從波希米亞到馬德里、巴黎與倫敦的經濟穩定性。

突如其來的不穩定狀態使得哲學家開始研究貨幣,以及是什麼為貨幣賦予了價值。他們開始意識到市場力量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正如早期的經院哲學家認為個人行為會創造出定價與價值的市場機制,晚期的經院哲學家─尤其是西班牙的經院哲學家認為,王室法令與國家其實無法完全控制貨幣的價值。一個新的法律思想流派出現在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大學(University of Salamanca)與葡萄牙的埃武拉大學(University of Evora),他們把焦點放在理解市場機制上。一五五○年代,西班牙巴斯克(Basque)的神學家馬丁.阿茲匹區塔(Martín de Azpilcueta)提出了一種貨幣數量理論,指出貨幣的價值同時來自流通的貨幣多寡(鑄幣數量上升會抑制貨幣價值,而這種通膨又會反過來導致貨幣短缺)以及人們對貨幣能買到什麼的認知。

「市場力量訂定貨幣價值」的觀點使得人們對於借貸有了新看法。過去長久以來,基督教思想家與經院思想家都認為金錢是邪惡的。這些思想家的其中一個主張是,根據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Politics)中的論點,金錢是「不結果實的」,在沒有貨品交易的狀況下無法製造財富。因此,金錢不應該「繁殖」,賺取利息是一件不自然的事,甚至可以算是竊盜。在另一個主張中,貨幣是從虛無(nothingness)中製造出來的,而虛無就是邪惡的。金錢本身沒有任何效用,只有實體事物才有價值,金錢只是反映了那些事物的價值。由於金錢是虛無,所以賺取利息─創造財富─是一種黑魔法。此外這些思想家也把高利貸連結到猶太人身上,而猶太人在基督教觀點中本是邪惡的。然而,假使決定貨幣價值的是數量與效用,那就代表了賺取利息並不是邪惡或盜竊,而只是市場機制的關鍵元素之一罷了。新教的經濟思想家在這樣的觀點之下,很快就往前邁進一大步,終止了過去對高利貸的禁令。

支持喀爾文主義的日耳曼新教改革者馬丁.布塞珥(Martin Bucer)以最強烈的力道為有息放貸辯護,他挑戰的不只是天主教對於高利貸的禁令,也挑戰了「貨幣的本質是不結果實的」背後的基礎概念。當時有愈來愈多神學家認為,只要以純粹的基督教脈絡行事,那經商就是正向的事,布塞珥也是其中之一,他幫助當時的人們解除對於貨幣的偏見(不過他並沒有幫助人們解除對於猶太人的偏見,而希望能將猶太人逐出公民生活與商業生活)。布塞珥在一五四七年因為宗教衝突而向英格蘭新教尋求庇護,國王亨利八世在宮廷裡接見了他。一五四九年,他成為劍橋大學的欽定教授,寫下了《論基督的王國》(On the Kingdom of Christ),在其中勾勒出他的願景,他認為若借貸雙方都同意一個並非「濫用」的利率,那麼借貸就是對經濟有益的行為。布塞珥引用了西塞羅和聖安博的話來正當化基督教社群中的商品獲利,指這些利潤可以「用來為上帝的子民購買和平」。他專注於透過商業支持公民生活,這代表了基督教思想正逐漸向世俗世界靠攏。「金錢同樣是上帝的恩賜,上帝要我們以正確的方式使用金錢。」他在《論高利貸》(Treatise on Usury)中如此寫道。如果金錢能幫助基督徒好好生活,還能支持西塞羅過去提出的公民穩定性的「首要之善」觀點,那麼金錢也就未必是「不結果實的」。

文章來源:雅各.索爾著《自由與干預:搞好經濟就手握權力,借鏡自由市場的歷史、擘劃經濟的未來》,時報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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