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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捉、碳移除與碳權對企業構成挑戰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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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美鈴■中華信用評等公司總經理

在2050淨零碳排的國際大趨勢下,企業脫碳已是必行之路。目前國際間的主流脫碳選項,包括碳捕捉與封存法(CDR)、二氧化碳移除法(CCS)以及碳權(carbon credit)等。以下筆者將就這幾類方案在協助企業實現脫碳目標時可能面臨的侷限進行探討。

碳捕捉與封存法的部署落後 對生態系也會造成壓力

根據《全球碳移除報告》(State of Carbon Dioxide Removal;2023),在目前實現的每年20億噸CDR中,絕大多數是透過土地管理實現的,只有一小部分來自技術型解決方案。然而,為了避免氣候變遷造成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不久前在其第六次評估報告(AR6)中所提出的最嚴重影響,CDR的使用必須大幅增加(無論是自然或技術型),方有可能支持將氣溫升幅限制在攝氏2度的情境。而在CCS方面,根據全球CCS研究所在2022年發布的報告,2021年CCS的年度二氧化碳封存量雖已達到3,700萬噸,且一系列專案可開發約1.5億噸二氧化碳的封存能力,然而此一封存量卻僅占IPCC、國際能源總署(IEA)與綠化金融系統網絡(NGFS)預計的更積極脫碳情境所需總量(每年30億至80億噸)的一小部分。IPCC也在其2022的報告中指出,CCS的部署進度已落後於滿足攝氏2度情境所需的預期。

二氧化碳移除法更永續 但技術成熟度待提升

一般認為,CCS方案會比「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為一種以自然方式減排的CDR)更加永續,意即只要管理得當,CCS就不易受到二氧化碳意外洩漏的影響。

與NbS相較,CCS方案除了在監測與確定碳儲存量方面較為容易外,亦有研究估計,CCS具備的總儲存容量足以因應數十年的碳排,不像NbS可能面臨可供使用土地面積的限制。然而, CCS雖然已在石油與天然氣等部分產業運作,但與造林或林地復育相較,CCS的技術成熟度仍普遍落後,且成本亦較不確定,以致於儲存容量的多寡便成為在選擇減碳方案時的主要考量。至於技術型CDR,尤其是「直接空氣碳捕捉與封存」(DACCS)則尚處在早期開發階段,因此未來仍有諸多科技與經濟面的挑戰有待克服。

此外,CDR與CCS恐將產生其它環境問題。NbS與碳捕捉技術的部署可能會為生態系統增加壓力。IPCC在其一份評估中認為,NbS可能會帶來更大範圍的負面影響。例如,樹種多樣性不足和植被覆蓋率低的熱帶草原對於水和養分的需求即會增加,進而為生態系中的其他型態生物帶來壓力。長期來看,NbS還可能容易受到氣候危害(如野火或乾旱)等永久性風險影響。而CCS資產通常亟需要水,因此可能也會為缺水地區帶來壓力。

碳權的成本風險偏高 平添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

至於選擇仰賴碳權的企業也可能面臨成本風險,特別是品質較高的碳移除專案。自願性碳交易市場(voluntary carbon market;VCM)將會如何發展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雖然目前所有碳權類型的平均價格似乎較低,因此可能比其他選項更具吸引力,然而Trove Research在其2021年的一份研究中估計,2030年之前,碳權價格可能介於每噸二氧化碳25至100美元之間不等。不同類型碳權之間也可能存在成本差異。

例如,根據標普全球商品洞見(S&P Commodity Insights)的數據,2022年經由自然為本移除途徑取得之碳權(nature-based removal credits)的日均交易價格,為以避免碳排取得之碳權(avoidance-based credits)的兩倍以上。這種寬闊的成本範圍為可能計劃使用碳權作為長期脫碳策略的部分企業帶來不確定性。

展望未來十年,預計全球的主要碳排企業將更頻繁地討論並揭露其脫碳計畫。目前,對於欲實現自身脫碳目標,或希望降低與強制性碳市場相關之碳稅或成本風險的企業而言,與所有前述脫碳選項相關的潛在成本仍存在相當高的不確定性。不過,隨著政策環境改變,可供企業尋求的解決方案勢必將更為廣泛且多元。與此同時,筆者相信國家政策與財務支持將會日臻完備,可望為企業在處理碳排問題方面給予更清晰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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