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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等各式危機 現代自由主義累績的業障

《自由主義為什麼會失敗?》書摘精選

科技創造了自己的發展方向,而且無法逆轉,描寫科技反烏托邦的影視作品,如《駭客任務》愈來愈多。圖/freepik
科技創造了自己的發展方向,而且無法逆轉,描寫科技反烏托邦的影視作品,如《駭客任務》愈來愈多。圖/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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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塑造科技社會的政治先決條件,就會知道目前兩種關於科技的主流敘事都有問題。也許科技根本無法獨自把社會「改造」成更糟糕、更危險的樣貌;此外,或許科技的傷害是可以避免的,而且是可以逆轉的。

首先,如今人們經常擔心科技如何破壞社會連結,如何強化個人主義;但正如上述所言,只要了解科技社會的先決條件,就會發現我們口中的「科技」,其實只是延續著近世政治哲學的基礎信仰,以及這種哲學發明出的現代共和政府與憲政體系。與其說當代的科技「塑造」了我們,不如說是我們的政治觀念孕育出了這些科技。現代的政治技術就像是軟體的作業系統,它根據對於自由的全新定義造出一個平台,讓各種科技程式在上面繁榮發展。

引起許多討論的《大西洋》雜誌文章『臉書讓我們孤獨嗎?(Is Facebook Making Us Lonely?)』承認了一部分問題。作者史蒂芬.馬凱(Stephen Marche)開頭就以他一貫的行文,敘述臉書這種科技如何使更多人變得孤獨、悲傷,甚至憂鬱。他認為孤獨幾乎可說是某種疾病,而且明明臉書這類社群網路愈來愈普及,罹患這種疾病的人卻愈來愈多。美國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即六千萬)人表示自己受孤獨所困,也出現各種醫療性的社會服務來處理這類憂鬱。「對舊日的哀悼已經變成了當下的公衛問題」。

但馬凱沒有把無盡蔓延的孤獨怪到臉書頭上。他認為臉書這類科技,其實挖出了美國人長久以來對獨立與自由的渴望。也就是說,臉書其實只是挖出了思想、政治,甚至神學立場中潛藏已久的孤獨。「孤獨是美國人花錢時最先買到的東西之一……我們孤獨是因為我們想要孤獨,我們讓自己變得孤獨。」馬凱說臉書這種科技「是每位國人長期渴望獨立,所衍生出的產物。」而正如我所說,這種對獨立的渴望,正是自由被重新定義之後的結果。

這種「科技」不僅限於臉書,我們的建築也有類似的改變。美國人是全世界最喜歡獨棟住宅的民族,自從二戰後人人買得起汽車,我們就住進郊區的建物,一棟棟彼此獨立,一家家相敬如賓。但郊區並不是汽車的產物,反倒是汽車、高速公路、加油站、大賣場、速食連鎖店才是美國願景的產物。我們在一整套哲學信仰下,選擇了這種生活方式。除了汽車以外還有很多其他證據,建築史學家理查.湯瑪斯(Richard Thomas)在一九七五年的著名文章『從前廊到天井(From Porch to Patio)』中指出,橫在正門前方的前廊,原本是美國住宅立面最顯眼的風景,卻在戰後大幅消失,被房屋中央圍繞的天井取代。前廊具有社會功能,甚至是公共功能。在沒有空調的時代,它不僅提供涼爽的微風,更在住宅大門和馬路之間隔出一個「過渡空間」,反映過去的人對鄰里生活的期待。它通常臨著人行道,很適合串門子聊天,這樣的互動當時也相當常見。但在汽車普及、郊區興起之後,房屋內部的天井取代了大門以外的前廊,住宅變得比以前更隔離、更孤立、更隱密,更少公共空間,更少鄰里互動。這些科技的轉變都反映出現代共和的自由概念,人們常說科技讓我們「更孤獨」,但真正造成影響的是背後的思想。

相反地,人類也會用社會與文化規範,去管理原本為了其他目的而打造出來的科技。我們常把「阿米許人」(Amish)當成恐懼科技的老古板,但這種觀點對「科技」的理解本身就有問題,沒有注意到每個族群所接受的科技,都反映出該族群的社會承諾。很多人覺得阿米許人的行為,例如拒絕使用拉鍊,簡直難以想像;卻沒有去觀察他們如何決定是否使用一項科技,背後又是根據哪些基本判準。無論是自由主義國家還是阿米許人,是否使用科技都取決於「是否有助於我們的社群結構」。麻煩的是,人們明明並不認為汽車和電力對社群有益,卻使用了汽車和發電廠。對我來說,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是否參加保險。我們的保險是一種盡可能匿名,盡量避免做出承諾的制度,無論是汽車、房屋、人壽、健康險,每個保戶都各自根據精算表上的價格,與其他陌生人一起繳交保費。當我遇到損害時,我(或我的受益人)就向保險公司申請,從資金池中提取理賠金。我完全不知道自己領走了誰繳的保費,其他保戶也不知道自己的錢用來協助了誰。無論是投保怎樣的險,我都沒有對保險池中的其他人親身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唯一的義務只有按時轉帳給保險公司。

某些阿米許社群禁止成員購買保險,因為社群就是他們的「保險池」,每個人都有責任與義務,幫助不幸受損的夥伴重拾正常生活。10經濟學家史蒂芬.馬格林(Stephen Marglin)在《無趣的學科: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如何破壞社群》(The Dismal Science: How 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Undermines Community)中深刻指出:「阿米許人也許是二十世紀美國唯一在意社群的人。他們之所以禁止保險,是因為知道個體與保險公司之間的市場關係,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依賴。對阿米許人來說,共同搭建穀倉並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鞏固彼此的連結。」

我之所以要指出舊秩序的阿米許人與當代的自由主義者,在處理問題與使用科技的方法上的重大差異,並不是要建議全面改用阿米許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要指出一個問題。我們根據自由主義的現代觀點,認為自己的生活是自由的,阿米許人則活在各種壓迫性的規範與習俗之中。但我們也得知道,雖然我們可以自由選購各種科技產品,例如轎車或吉普車,哀鳳或三星手機、蘋果或個人電腦;但也同時認為自己嚴重受制於整體科技的進展,無法拒絕任何一種科技。相比之下,阿米許人雖然選項嚴重受限,卻是根據自己社群所設定的標準,來選擇接受哪些種類的科技。到底是我們比較自由,還是阿米許人比較自由?

我們發明了各種強大科技,某些有如網路一般翻天覆地,另外一些則像保險那樣默默改變了世界樣貌與人際關係。極為諷刺的是,我們發明這些科技,明明是為了成為想像中更完美的自己,但在使用的過程中卻逐漸懷疑,自己是否失去了對科技說不的餘地。

在自由主義政治秩序,與其培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我們為了守護現代版本的自由,擴大自由的疆界,必須不斷強化自己的力量,獲得先進的科技。於是我們愈想增進個人自由,就愈需要集中政治與經濟權力;但當代的政治論述都說,個人自由與集中化的權力注定扞格,於是我們陷入了矛盾。為了跳脫這種矛盾,我們必須重新認識目前不斷擴張的個人自由,其實是各種複雜科技滲入生活之後的產物,這些科技雖然斬斷了天性與傳統義務的束縛,卻也讓我們覺得自己更加無力、無法發聲、更加孤獨、更不自由。

如今愈來愈多人相信我們無法控制科技產品的行為,或科技發展的軌跡。這件事非常諷刺,早在一九七八年,丹尼爾.布爾斯丁就在《科技共和國》中寫道:「科技創造了自己的發展方向,而且無法逆轉。當下的世界已經有太多事情我們無法掌握,未來只會更多。」布爾斯丁認為,未來的人將愈來愈無法拒絕科技,只能不斷地像霍布斯與洛克一樣,為了追求「自然狀態」下的自主與自由而引進更多科技,卻逐漸被這些科技所宰制。我們將不再能夠選擇如何發展科技,只能聽命於一種無法掌握的巨大浪潮,任其逐漸侵蝕我們僅剩的自主。如今描寫科技反烏托邦的影視作品愈來愈多,其中很多故事都設定了一種遙遠神祕的力量操縱著每個人,使每個人都活在自由的假象之中。著名的《駭客任務》就很有柏拉圖洞穴寓言的味道,故事中每個人都是洞穴裡的囚犯,被無所不在的母體所操縱,相信牆壁上的投影就是現實世界。

但其中最哀傷的,也許是我們決定生活樣貌的能力已經縮小到微乎其微。如今人們不斷哀嘆各種危機,卻看不到危機背後的共同機制:我們發現公共領域正在萎縮,卻無力爭取共同利益;我們爆發了金融危機,卻繼續為了追求當下的滿足而繼續發行公共與私人債務,希望下一代能找到神奇方法拆掉高築的債台;我們關注環境危機, 卻繼續貪得無厭地消費,冀望強大的新科技可以修復地球;我們注意到社會上的道德危機,發現像家庭這類的承諾變得搖搖欲墜,卻推出更多治療服務與社會福利來彌補。我們沒有發現,這些危機其實都是現代自由主義鴻圖霸業所累積下來的業障。如今有人歌頌科技的偉大成就,也有人擔心科技社會的代價。這兩者都沒有錯,因為我們的「科技文化」一開始就誤解了自由的意義,這樣的文化愈是發達,我們當然會愈被自己的幻想所束縛。

文章來源: 派翠克.迪寧著《自由主義為什麼會失敗? 當代自由社會的陷阱、弊病與終結》,八旗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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