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重複撒謊以掩蓋他缺少的腳趾，引發的是與β受體阻斷劑相似的作用。他說謊時不再有惡劣的感覺，因此說謊的次數愈來愈多。或許你可以想到有類似情況的親朋好友？有婚外情的人起先對自己的作為感到痛苦，但經過多年的欺騙，就不再有任何悔意？或者像是其他在社群媒體或約會網站上多次說謊，以獲得社交好處的人？或者經常說謊以便在職業生涯中獲得升遷的人？這些人全都可能對他們的謊言習慣化了。
塔莉發表研究的時間就在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幾週，這項研究觸及了人們的痛處。許多人認為研究結果和被指控多次撒謊的總統候選人（後來當選總統）唐納．川普的行為有關。有趣的是，經過事實查核證明，在擔任總統的頭一百天期間，他平均每天有近五則虛假的公開聲明。幾個月後，這個數字幾乎成長了一倍，增加到每天九則，到他任期結束時，每天發表超過十九則公開的虛假陳述。
這種持續增加的背後可能有許多因素。也許這種增加是由於報導偏頗造成的─也就是說，隨著時間增長，媒體增加川普說謊的報導，而不是他實際說出口的謊言。另一種可能性是，過去的謊言需要用更多的謊言來掩蓋，導致謊言增加。也或許，謊言會帶來對個人有益的後果，導致愈來愈多的謊言。一項研究發現，不誠實在政壇上會得到回報：不排斥說謊的政客更有可能連任。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謊言增加，但除此之外，我們認為在政治上，就像和其他地方一樣，重複的謊言導致情緒習慣化，造成愈來愈多的謊言。
如果你想到個人不僅可能習慣於自己的不誠實，而且也會習慣於他人的不誠實，情況就更加令人擔憂。由政治上來說，這顯示選民和政治顧問可能會對政客的謊言變得不敏感，就像他們對伴侶過度使用香奈兒香水一樣，使得他們不太可能採取行動去懲罰、甚至去制止不誠實的行為。接著政客可能會把不制裁的做法闡釋為「開綠燈」。因此隨著謊言數量的增加，公眾的憤怒可能會愈來愈少。
這正是在美國發生的情況。在經歷了所謂的「後真相時代」之後，認為可以誇大事實以便讓故事更有趣的美國人，數量由二○○四年的四四％增加到二○一八年驚人的六六％。
對於別人的謊言習慣化是你周遭隨處可見的問題，不僅僅是在政治上，它也發生在企業界、科學界、人際關係和社群媒體中。例如，想像你為一位名叫貝兒的「健康大師」擔任內容編輯（content editor），你的工作是編審她寫的內容，並把它貼在她粉絲眾多的網站和社媒帳號上。這些帳號擁有數百萬追蹤者，因此你對自己的新工作很興奮。
你由貝兒那裡收到的第一篇文章是關於茄子教人難以置信的治療特性。誰知道紫色的蔬菜特別有療效！出於好奇，你用谷歌搜尋，但沒有發現任何證據支持這一說法。當你問貝兒這件事時，她解釋說，是的，目前沒有證據，但將來可能會有證據。你確實很愛吃美味的茄子泥，所以你一絲不苟地編輯了這篇文章，然後發表。
第二天，你收到貝兒的文章是說她網站上出售的鴕鳥蛋可以促進生育（人類，而不是鳥類）。雖然這聽起來有點不對勁，但你還是編輯並發表了這篇文章。誰知道？也許其中有什麼道理。這樣的事情每天都重複發生。
工作兩個月後，你被分配到一篇文章，說採取「潔淨飲食」治療癌症，效果比化療更好。貝兒敦促癌症患者放棄化療。這篇文章與關於茄子或鳥蛋的文章不同，可能會為病患帶來嚴重的後果。現在想像一下，你不是在工作兩個月後才收到這篇文章，而是在你任職的第一天。這兩種情況中，你會在哪一種情況下較有可能編輯和發表這篇文章？
由於人們在不道德行為隨著時間逐漸增加而非突然出現時，較有可能參與其中，因此在後一種情況下，你發表這篇文章的可能性較小。在道德侵蝕逐漸發生時，人們就比較不會去注意，而更有可能做出壞的行為。但當它突然出現，明顯跨越了界線，人們就會做出相應的反應。換句話說，茄子有療效和鳥蛋能促進生育的文章模糊了真與假、可接受與不能容忍之間的界線。它創造了一個新的規範，因此在更嚴重（在正常情況下顯然會令人反感）的情況發生時，它似乎就比較接近我們能接受的範圍。
上述的例子並非純粹是我們想像的產物，而是以前澳洲健康大師貝兒．吉卜森（Belle Gibson）為藍本。吉卜森是明星「網紅」，擁有由蘋果公司贊助的健康飲食應用程式，由企鵝出版的一本食譜，並在Instagram、臉書和其他社媒平台上擁有大量粉絲。
吉卜森在她的書中和媒體帳號中，告訴她的粉絲說她患有癌症，正在用健康飲食、運動、打坐冥想和其他另類療法對抗病魔。她的貼文和部落格詳細介紹了她的癌症歷程，她聲稱是由子宮頸癌疫苗引發，並描述它已經擴散到她的大腦、脾臟、子宮、肝臟和腎臟。
她說，藉由自然療法而非化療，她把癌症控制得很好。吉卜森發表了自己看起來健康強壯的照片，許多人都深受感動，因而仿效她的生活習慣。有些癌症病患甚至被說服放棄正規的醫療。
多年來，吉卜森的成功呈指數級增長，直到有一天，一位調查記者揭露這一切都是一個大騙局。吉卜森從未罹患腦癌，也沒有肝癌或腎臟癌。沒有任何顯示她被診斷出患有任何一種癌症的病例。她對自己的健康、年齡和財務狀況撒了謊。她聲稱用公司的利潤捐錢給慈善機構，但對方從未收到。
不出所料，吉卜森說謊的紀錄可以追溯到童年。少女時代的她謊稱自己在手術台上接受心臟手術時曾短暫死亡，然而她從沒有接受過心臟手術。她的朋友記得她經常說謊。那些看似無害的童年小謊多年來逐漸變成大謊言，為她賺進數百萬美元，卻讓她的追隨者冒著健康的風險。
像吉卜森這樣的藍圖，多年來在許多成為頭版新聞的其他大騙局故事中常常可以發現。所有這些謊言─比如謊稱自己是黑人的瑞秋．多勒扎爾（Rachel Dolezal），謊稱要建立生物技術帝國的伊莉莎白．霍姆斯，學經歷造假的前美國國會議員喬治．桑托斯（George Santos），捏造科學資料的荷蘭行為學家狄戴瑞克．亞歷山大．斯塔佩爾（Diederik Alexander Stapel）。他們都有個共同點：他們不誠實的行為可以追溯到一連串較小的謊言，然而這樣的行為逐漸惡化。
這並不是說，發現自己置身像喬納這樣的處境、覺得有必要反覆撒謊的人，最後都會犯下嚴重的罪行。喬納本人長大後成了好爸爸，也是受人尊敬的社會成員（儘管他從未改掉說謊的習慣）。我們也不是說，為了家庭和諧而每天晚上假裝上床睡覺，最後會導致大欺騙。許多複雜的因素導致某些人策畫舉世最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或假裝罹癌，其中許多因素與習慣化並不相關。
我們想說的是，小謊言可以且確實會導致更頻繁、更大的謊言。用伯納德．麥道夫（龐氏騙局主謀）的話來說，就是：「一開始你拿一點點，也許幾百、幾千。你對此感到安心自在。在你意識到之前，它就會像滾雪球一樣，變成很大的數目。」對這個世界的霍姆斯和吉卜森來說是這樣，對你來說也可能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