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倫．巴菲特與比爾．蓋茲是非常不一樣的人。如果不是因為兩人都是狂熱的橋牌玩家，他們的友誼可能不會這麼重要。
橋牌的規則──玩家稱它們為「法則」──以複雜出名，不過它們的開局都是一樣的。需要四名玩家，分成兩隊──坐在對桌的兩人是隊友──和一副牌。牌分完以後，每個玩家祕密看完分到手中的牌，然後開始「叫牌」。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玩家都要根據手中的牌，叫一個「價」，表示他們認為他們這一隊可以打出的最好的成績，叫得最高的達成「合約」。
商人往往愛打橋牌：它是一種獎勵專注與策略的遊戲，打橋牌需要一種遠大眼光，一種殺手直覺，還得耐性與決心兼具。你得知道如何吞下你的損失，因為就跟在商務或在慈善事業上一樣，你不可能戰無不勝。但你可以看得出來，為什麼像這樣的遊戲會特別吸引華倫這樣的人：簡言之，這是他的「卵巢樂透」。就像所有其他牌戲一樣，你不能選擇分到你手裡的是什麼牌，每隔一段時間，無論哪個玩家，總會拿到一手爛牌。不同的是，在橋牌世界，沒有人孤軍奮戰。你的隊友就坐在你對桌，而他的責任就是把你的爛牌轉變為取勝的好牌。
終其一生，華倫一直在追尋能與他搭檔的隊友，像露絲．布魯金與查理．蒙格……當然，還有比爾．蓋茲這類人物。就像華倫的事業一樣，橋牌的好夥伴也需要共同的目標與良好的溝通。夥伴不可以公開相互告知自己手裡拿著什麼牌，但他們可以用事先安排的密碼相互傳遞「訊號」──例如：你可以用一張非常低的牌因應一張高牌，表示你手上的牌很弱，反之你也可以打一張高得沒有必要的牌，暗示你握有一手好牌。值得一提的是，華倫．巴菲特或許堪稱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商業溝通人才。成千上萬從未花過一毛錢購買波克夏股票的人會反覆研讀他的年度股東信，不是沒有道理的。這種溝通本領存在他的血液裡。
比爾或許也在橋牌中找到一種合他脾性的東西。畢竟，橋牌講究的就是許下承諾，然後想辦法做到。你當然可以每一手牌都拿下合約，保證你會贏──但如果達不到合約門檻，你就輸了。而比爾的人生職涯，就建構在許下超高保證、然後如約達標的基礎上。早在一九七五年，他因為保證寫出一個能用在8080 晶片上的BASIC，而贏得一紙合約，最後他果然如約完成。快轉到大約五十年後，比爾承諾要消除所有由愛滋病、小兒麻痺及其他貧困所導致的可預防的死亡。這是一次強勢叫牌。而蓋茲基金會正在全球各地努力完成這項承諾。
當然，憤世嫉俗的人大可拿橋牌的其他一些特性來貶抑比爾與華倫的慈善事業。在叫牌後，贏得叫牌的人在這一盤的比賽中稱為「莊家」 （declarer ），莊家得決定王牌的花色，莊家的夥伴叫做「夢家」 （dummy ），必須把牌攤在桌面，讓每個人看，並且不能再參與遊戲。夢家的一切動作都由莊家代勞。也就是說，這種夥伴關係從來就不公平。正如我們所記錄的，在印度、非洲與全球其他各地，很多人可能認為自己有點像比爾與華倫玩的這場牌戲中的夢家。眼看著富豪們勾心鬥角，他們卻只能把牌攤開──就算他們最後勝了，但許多人覺得自己沒有發揮什麼作用。或許，在慈善事業，這只是一條遊戲規則罷了。
在一場橋牌比賽中，分數記在一張畫成兩欄的計分卡上，兩欄分別是「我們」（We）和「他們」（They），中間畫一條水平線。當一方贏了一百分或超過一百分時，這一方就贏了這一「盤」。為了標示，記分員會在結束這一盤比賽的分數下方畫一條水平線，表示下一盤即將開始。
或許你還記得華倫那位橋牌教練莎朗．奧斯伯格，她曾描述過比爾和華倫在牌風上的差異，而她使用的詞語同樣可以用來描述這兩個人整體上的不同。她告訴《華盛頓郵報》：「比爾非常科學，喜歡做自己的閱讀與研究。華倫則沉醉於打牌之樂。華倫有很好的直覺。」華倫真的很愛打橋牌。他曾說，如果與他關在一起的三個人都打橋牌，他不介意被關在監獄裡。至少據華倫說，如果對手不是莎朗．奧斯伯格，他通常都能占上風。華倫於二○一九年告訴CNBC，「我打橋牌的次數可能是比爾的一百倍，所以或許橋牌是世界上我唯一能稍稍領先他一點的遊戲。」他承認，「領先優勢非常小。」
至於一向好勝的比爾──至少在這裡，他似乎並不在意偶爾輸幾場。正如過去十年，他在對億萬富豪發表演說時總不忘強調：勝利帶來的快感儘管珍貴，卻不能持之久遠，而且絕不能忘了，一旦大限到來，一旦來到人生最後一局，面對那永遠打不贏的對手，你必敗無疑，你的財富一點也帶不走。既然如此，何不趁現在先做好迎接那場最後失敗的準備；噢，還有，在你將你的計分卡永遠封藏以前，何不將你的計分卡弄得漂漂亮亮的，確保你開出的最後一張支票不會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