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哈佛這個地方，以及其他『常春藤聯盟』大學，是在中學讀這本書的時候。」二○一五年時正在哈佛大學的張薩拉（Zara Zhang）如此寫道。「那讓我了解到，如果我想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得去美國。」
隨著中國經濟起飛，這種對美國大學趨之若鶩的現象也變得愈來愈流行。截至二○一三年，中國已經有超過一百萬個百萬富翁，而富裕家庭的花錢則五花八門。古馳皮帶或是格子翻領的博柏利（Burberry）外套可以讓他們證明自己賺了不少錢，而孩子念的大學也是其中之一，因為家長會將資源全灌注在自己唯一的孩子身上。
到了二○一八─二○一九學年度，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註冊的人數，已經竄升到了約三十七萬人，是十五年前的將近六倍。
長期以來，任何一所美國大學的文憑，在年輕留學生回到中國找工作時，都是一個能讓他們顯得與眾不同的標記。但到了二○一四年，中國的一些大學也開始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Rankings）中擠進前五十名；從那時起，威奇塔州立大學（Wichita State University）的學士學位就沒那麼吸引人了。
此外，中國家庭當時也在面臨一個難題：他們不知道美國學校到底想要怎麼樣的學生。
在中國，高考成績決定了學生能進什麼大學。然而美國和英國的大學卻會參考其他因素，比如課外活動、關於領導技巧的小作文等。諸如「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和「整體評估的招生方式」（holistic admissions），都讓他們難以理解。
於是北京、上海和一些比較小的城市開始出現一大票顧問，他們承諾自己能帶領家長和孩子們申請美國大學；這些顧問有許多是在美國受教育，由於自己是過來人，他們因此認為自己有資格帶領其他學生。
他們讓人覺得似乎人人都有機會進哈佛念書。但事實上，絕大多數人都進不去。
中國升學顧問的收費機制通常和美國不太一樣。他們可能會先收一筆不那麼鉅額的費用，接下來要等學生申請上頂尖學校之後，才會獲得一筆高額的獎金；如果學生上的是二線大學，他們也依然能得到一筆不小的費用。比方說，一開始你可能必須先付五千美元，等到成功錄取才會再支付一萬或兩萬美元的費用，金額多寡則視該學校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排名而定。（這些費用可能會像氣球一般膨脹，有些顧問最高可收到十五萬美元。）
此外，有些顧問也可能會先收一筆高額的天價，比如十萬美元，但他們會向家長保證：如果孩子沒有進入頂尖大學，會退回部分款項（通常是百分之八十）。
但不論是哪種收費方式，最後的總費用，大概都落在一萬五千美元到兩萬五千美元之間。
升學顧問會向家長表明，客戶不可以走進美國大學的招生辦公室，直接交給他們一百萬美元的支票。對校方而言，家長是非親非故的陌生人。如果有大筆的外國捐款，美國的大學必須先向教育部通報這筆資金的來源，並完全了解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好吧，所以說，直接付錢換錄取名額是違法的。那麼，還有其他的門路嗎？
「他像是有神奇的萬靈丹，能把你的小孩送進大學。」育兒專家貝琪．布朗（Betsy Brown Braun）如此回憶；她曾在另一個西雅圖的財富管理公司的活動上和辛格說過話。
然而當時吸引辛格的，其實是金融服務業的一個特殊利基：他們有些顧問正在服務富裕的中國家庭。
吳麥可（Michael Wu）從二○一五年開始，一直在摩根．史坦利位於帕薩迪納雙塔（Pasadena Towers）的辦公室裡工作；這棟辦公大樓位於帕薩迪納的商業區，棕色大理石的外牆閃耀動人。中國東方航空的分處就坐落在優雅大廳的邊上，說中文的顧客不時會在那裡進進出出。吳麥可服務的對象是身價非凡的國際客戶，尤其是來自東亞的客戶。
那裡附近有個社區叫阿爾卡迪亞（Arcadia），近來又被稱作「華人的比佛利山莊」。摩根．史坦利接待廳裡的閱讀刊物，包括一份當地的報紙，以及一本關於中國的精裝畫冊（很適合放在咖啡桌上當擺飾的那種）。
雖然辛格曾經出現在這家公司的推薦名單之中，但他在二○一五年的時候已經不在清單上了。吳麥可是從帕薩迪納集團（Pasadena Complex）的主管處得知辛格的消息；那位主管告訴他，辛格是個「經過考驗」的專家，而且曾被介紹給摩根．史坦利的高階員工。
於是，當一位有女兒正好要準備申請大學的客戶問起時，吳麥可便將辛格推薦給了他。
那位女孩名叫趙雨思（Yusi Zhao），曾在英國的寄宿學校讀書；而她的父親趙濤（Tao Zhao）則是一名從事製藥業的億萬富翁，和其他家人一起住在北京郊外。他們在北京的家前面停著幾輛豪車，有賓利、法拉利和其他汽車，附近還有一些模擬測驗公司和招生顧問，在廣報看板上用中文寫著各式各樣的承諾；那個地方，就像是中國版的布倫特伍德。某間課業輔導機構的門市外頭，張貼著成功錄取的學生清單：大學部的成功案例有耶魯和布朗大學，寄宿學校則有安多佛（Andover）和格羅頓（Groton）。
「有些人會想，『妳能進史丹佛，不就是因為妳們家有錢嗎？』」趙雨思在一段影片裡如此分享道。那支影片是二○一七年夏天，她在入學之前錄的，儼然就是那些激勵人心、非常受努力奮鬥的中國家庭歡迎的「我如何進╳╳大學」的書籍的另一個版本。
不，不是這樣的，她說，「我是透過自己的努力、通過考試，才進到史丹佛。」
但她沒提到，除了考試之外，其實還有一些來自辛格的祕密配方。
辛格原本試著將趙雨思包裝成一位帆船校隊生以利錄取史丹佛，但當他聯繫教練約翰．范德摩爾（John Vandemoer）的時候，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只得另尋他法。史丹佛大學最後還是錄取了趙雨思，而她的申請資料上還列著偽造的帆船獎項。
趙家在二○一七年四月匯了六百五十萬美元給辛格的基金會；趙母後來透過律師表示，那筆錢原本是要給史丹佛大學的捐款，用來作為教職人員的薪水、獎學金，以及用來發展運動項目、提供金援。「這筆捐款，就和許多有錢的家長，一直都在公開對知名大學進行的捐款沒什麼兩樣。」她在聲明中如此解釋。
當趙雨思正在帕羅奧圖的史丹佛大學度過第一學期時，郭雪莉則正在南邊六百多公里的爾灣準備大學申請資料。她的美術作品集、優秀的成績和測驗分數，確實讓她成了一位實力堅強的申請者。
但郭雪莉的家人，卻想進一步提高她原本就很不錯的錄取機率。
任職孫馬公司的楊秋雪在該年十一月寄了一封電郵給辛格，告訴他，郭雪莉的父親想要「捐款」給「其中一所頂尖大學」，因為他的女兒要申請大學了。一天過後，辛格將郭雪莉準備的履歷和個人簡述，寄給了耶魯大學的女子足球教練魯迪．梅雷迪斯（Rudy Meredith）。那些文件裡有她的美術作品集的網址連結，他和梅雷迪斯保證，他會替換成跟足球有關的內容。
一個星期之內，辛格交給了梅雷迪斯一份造假的體育運動員檔案；檔案的其中一段內容，將雪莉描述為南加州一個知名的俱樂部足球隊的副隊長，而實際上她根本就沒參加過足球比賽。梅雷迪斯後來將郭雪莉標註為校隊生。為此，他在元旦前後，從辛格的基金會那獲得了一張四十萬美元的支票。
郭雪莉的家人在接下來的春季和夏季，一共付給辛格和他的基金會一百二十萬美元。他們的律師吉姆．斯波圖斯（Jim Spertus）後來說，這家人之所以會放心捐款，是因為他們和孫馬公司的沃德斯海姆見過面，而他當時曾為辛格背書。斯波圖斯說，郭雪莉原本想念哥倫比亞大學或牛津大學，但辛格堅持耶魯是唯一的選擇；斯波圖斯還說，辛格宣稱自己就是牛津大學的董事，而他知道牛津大學不會錄取雪莉。
斯波圖斯還說，中國學生在自己的國家選擇學校時，並沒有太多的自由，因此或許對於來自中國的郭雪莉來說，辛格的那句話並不可疑。
郭雪莉當時已經準備好要以足球校隊生的身分進入耶魯大學，還在六月的時候詢問潔瑟拉高中的校方，要如何才能在國家體育協會註冊—所有的校隊運動員都必須要進行這道手續。她的校長回憶道，當時她聽了覺得有點奇怪，但負責註冊的人員，最終還是幫雪莉送出了註冊文件。
為了解釋自己為什麼沒有參與耶魯的校隊練習，郭雪莉後來謊稱，那個夏天她受傷了。
對史丹佛大學帆船教練約翰．范德摩爾來說，從船庫到他位於學校附近的家那二十分鐘的車程，就是讓他能好好放鬆的時間。
在史丹佛大學的這份工作是他夢寐以求的崗位，而他經常在思考，要怎樣才可以改善隊員的表現。他可以為下個禮拜的帆船比賽做一些後勤準備工作，當然也可以考慮募款──雖然沒有哪個教練會喜歡這檔差事。他的隊伍總是會需要些東西，不論是船帆、繩索、制服，或是在前往外地比賽時過夜下榻的地方。然而帆船可不像美式足球—學校才不會對帆船運動投注大筆經費。
當時年近四十的范德摩爾，二○○八年起一直在史丹佛大學擔任帆船總教練，而且他覺得能在那裡工作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他崛起的速度很快：先是在荷巴特與威廉史．密斯學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取得地質學學位，然後在馬里蘭州的聖瑪麗學院（St. Mary’s College）這所作風強勁的學校擔任助理教練，後來又在美國海軍學院指導帆船隊兩年，最後才搬到西岸去。
在范德摩爾的帶領之下，史丹佛大學的帆船隊從一支原本還算不錯的隊伍，竄升為全國佼佼者之一。他們從二○一○年起，每年都在男女混合、女子項目和各種活動中橫掃許多獎項，在全國範圍中也幾乎總是居於前十名。
和其他教練一樣，范德摩爾也覺得，他的工作職責敘述當中明文他必須為校隊募集資金這點很令人頭疼。（史丹佛大學表示，募款是教練負責的次要工作。）
然而帆船需要保養，而且最多只能使用八年就得報廢。那些帆船或許可以用半價出售，但一艘新船的原價都要八千到一萬元，因此更新設備依然是個需要嚴肅面對的工作。旅費也須精打計算，因為他幾乎整個學年的每個週末都得帶十位選手前往全國各地參賽。此外，他們還有一到兩個助理教練，他也得想辦法付他們薪水。
想進南加大並不容易，喬治城大學更是難上加難。但史丹佛大學呢？那可就是完全不同等級的頂尖大學了。
在史丹佛大學二○一七年秋季班超過四萬四千名的申請者之中，最後只有兩千零八十五人被錄取，錄取率只有百分之四．七。到了二○一八年秋季班，錄取率則是只有不到百分之四．四。
想進這所學校，你必須要近乎完美。二○一八年秋季班入學的學生裡，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學生在高中時的排名都是前百分之十；其他的學生也都至少排名在前百分之二十五。錄取該校的學生，學術能力測驗成績（滿分一千六）是中位數，介於一千四百二十至一千五百七十之間，而美國大學測驗的成績中位數，則介於三十二到三十五之間。
范德摩爾會願意簽下那些剛開始練習帆船，但似乎有些潛力的人，或是那些沒有太多參賽經驗的選手（因為帆船比賽真的很貴）。如果他看到有人「對帆船真的很有熱忱」，那麼他在考慮錄取人選的時候，就會為那個人加些分。「那就是你要找的對象：一個每天都想要玩帆船的人。」
因為有這些募款和招生的壓力，當他在二○一六年末，在從船庫回家的路上接到那通電話時，眼睛都亮了起來。
電話裡，瑞克．辛格向他介紹自己是個球探，正在幫大學教練找尋新秀。有個同樣在史丹佛大學工作的教練，跟他提到了范德摩爾的名字，而他似乎想知道更多關於帆船的事情，並了解一下范德摩爾在招生時遇到的困難。他自己有打過網球，但也想為其他運動項目的教練提供協助，並深入建立一個年輕運動員的人脈網絡。噢對了，那些學生的家長都願意捐款給錄取那些孩子的校隊唷。
辛格正好當時人在舊金山灣區，想問問是否可以隔天去拜訪他，和他面對面聊聊。
范德摩爾同意了。
不只范德摩爾，多年來，辛格還接觸過其他六名史丹佛大學的教練，和他們討論錄取校隊生的事情，但根據校方的說法，那幾位教練最後並沒有上鉤。
他和范德摩爾後來在史丹佛大學體育行政大樓二樓，一間有玻璃牆的教練辦公室裡面談。那場面談進行得很順利。在范德摩爾的印象裡，辛格是個很尊重別人的人，而且「真的很有魅力」。他們討論成為一名優秀帆船選手需要的技能。技術當然很重要，但同樣重要的還有：對於學習的熱忱、喜歡水上活動，以及強健但輕巧的體格（因為必須坐得進有點擠的船身）。只要擁有這些重要特質，基本上就能學會駕馭帆船的基本技巧。
在二○一六年的那場面談過程中，辛格說他心裡有個人選：一個在英國念寄宿學校的女孩；辛格曾經透過某個在摩根史坦利工作的財務顧問，和她的家人見過面。她的名字叫趙雨思。
辛格的團隊為那位女孩製作了一份假的運動員檔案，而辛格則向范德摩爾解釋，如果她被錄取了，他能保證帆船校隊會獲得一筆捐款。
但范德摩爾幫不上這個忙—當時已經趕不上校隊生的申請流程了，不過那個女孩最後還是成功地以一般生的身分被錄取。檢查官後來說，錄取她是因為她的帆船賽績十分出色。
史丹佛大學錄取那位女孩後，辛格的基金會便透過范德摩爾，捐了五十萬美元給史丹佛大學。
這筆錢比辛格付給大多數教練的金額還要多，用來支付助理教練薪水、添購制服設備，也夠用好一段時間，但和辛格拿到的金額相比，依然相形失色：關鍵全球基金會從女孩的父母那，收到了六百五十萬美元。
辛格接著繼續介紹了下一個申請人：另一個擁有假運動員檔案的男孩子。辛格問范德摩爾是否也可以幫幫他；儘管之前趙雨思申請時，他其實根本沒做什麼。他說，如果范德摩爾將那個男孩列為校隊生，「雙方都能獲得一樣的結果」：校隊能獲得五十萬美元的資金。他照著做了，但那個「帆船選手」並沒有完成史丹佛大學的申請流程，他最後選擇了布朗大學。即便如此，辛格依然在隔年五月，匯了十一萬美元給范德摩爾的帆船校隊。
二○一八年八月，辛格再次嘗試。某個拉斯維加斯的孩子幾乎沒有駕過帆船。范德摩爾再次同意讓他以運動員的身分提出申請，並曾和辛格討論，他們是否可以捐出五十萬美元給帆船校隊。
范德摩爾後來寫信給校方，並使用辛格及其團隊假造的個人檔案為那個女孩背書。她「原本從事的是其他運動項目，最近才轉到帆船項目。她很有潛力，可以成為一位出色的隊員。她住在拉斯維加斯，但經常到新港灘去練習帆船。」
這個女孩最後沒有申請史丹佛，而是去了范德比大學，但辛格依然匯了十六萬美元給「史丹佛大學帆船隊的約翰．范德摩爾」以示撫慰，並作為下一個學生的訂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