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早期實行的住宅隔離政策，使得有色人種只能居住在城市中心高度密集且環境品質差的區域，暴露於高溫的風險高於那些居住在環境品質更好的郊區的白人；荷蘭則是由於高收入居民和投資者湧入市中心工作和居住，使城市生活消費水準提高，無力負擔的貧困人口被迫向郊區遷移，反而導致高收入者暴露於高溫風險的機率高於低收入者。
台灣有這樣的溫度分布不公平的現象嗎？我們比較像哪一種狀況？
在一次熱島降溫座談會上，我報告了對於這個城市熱島的觀測及分析，也提及我們針對一處新興開發區研擬了創新管制對策，以提早因應氣候變遷及城市發展下的高溫危害。
「我一直在想誰是受益者？又會是誰受到損害？」這場座談會之後的幾個月，一直關心氣候變遷下公正轉型的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盧沛文老師問我。「你們研究團隊改善了這處新興開發區的高溫現況，會不會讓這裡的生活品質變得更好，地價更貴，舊市區相對更高溫，而加速了舊市區的衰退？」
這的確是發人深省的問題。過去我總是從科學的角度，依氣候、地形、人為開發的角度，探討都市熱島溫度的分布及成因，這個問題也提醒了我，要由社會經濟的觀點，重新檢視這些資訊。
在台灣，都市最早開發的區域，常是最熱的地方。6個直轄市中，較高溫的區域除了火車站附近（如桃園、台南、高雄）外，另一個就是在低窪盆地區，如台北的萬華、台中的大里。這些區域通常是先民最早登陸發展的地區*註3，也因為是從早期的聚落發展為城市，通常道路狹窄、建物密集，而且公園綠地等公共設施不足。
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都市區域逐漸往外延伸，發展的重心轉移至重劃區及新興開發區，台北從信義計畫區至北投士林科學園區，台中從七期重劃區至水湳經貿園區。這些新開發區雖然大樓林立，但通常建蔽率低，能夠保留較多空地進行綠化，氣溫其實不高。反觀盆地及火車站周邊，如果不是透過都更重建，通常仍維持了數十年前的樣貌，再加上地形因素，常是都市高溫熱區。
在這些熱區中的居民，有極高比例為社會經濟弱勢者。隨著都市發展，高收入者及投資者開始往新興開發區移動，而留在原處的人們，常是社會經濟較弱勢的族群。這樣的結果也導致了這些較弱勢的族群，承受較高的氣溫。
溫度的三種正義轉型
人類活動的碳排放加劇全球氣候變遷，社會經濟環境亟需轉型，且應顧及公平正義─也就是「沒有人覺得被拋棄，也沒有人感到被剝奪」。
同樣的，面對都市發展密集及人工化造成的都市高溫化，我們也應該要顧及「溫度正義」，並引用國際知名教授McCauley針對能源正義分析時所採用的3項原則來論述。
第一是分布的正義，我們要探討溫度在空間與時間中分布不平均的現象，以及升溫來源（如建築、交通、工廠）造成危害分布的不平均，及降溫設施（如綠地、水域）帶來利益分配的不平均。
第二是識別的正義，我們要能辨認出誰正承受著高溫的壓力，哪些弱勢者無法自由地表達，或是在表達的過程中感受到威脅。同時，我們也要承認及接受，這些人理應要被公平地對待。
第三是程序的正義，我們要將資訊充分公開，讓不同階層的人們都能充分理解，並應能回應多元需求，納入不同的性別年齡、族群人種、經濟教育、隸屬單位的人們，讓他們能夠充分表達意見，並將這些意見納入決策的程序。
我們應該從不同的空間尺度來檢視這三種溫度正義。
從較大的國土尺度來看，台北盆地、桃園河谷、花東縱谷、南部山區，在不同的季節及時段都是高溫頻繁發生之處，居民是否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接著，從都市尺度來看，要留意是否有些行政區、社區、街廓會因為其位處的地形、具備的設施、舉行的活動而產生溫度分布不均的情況？最後，在個別的空間如建築、房間、車廂，都可能存在著因為溫度分布不均，以及個人的體質、喜好、調適能力的差異，而產生的溫度不公平現象。
通過推動溫度正義轉型，從識別高溫熱區和受害者，到改變決策過程，可以減少不公平現象的發生。然而，如果某些個人或群體長期暴露於高溫，已經受到嚴重傷害，我們該如何應對這種遲來的正義呢？
「這就是修復的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也是探討溫度正義時不可忽視的課題。」盧老師說，「修復正義強調對過去傷害的理解與責任承擔，並透過積極行動減少這些傷害帶來的影響。」她進一步說明，在民主社會中，修復正義並不是無止境地贖罪，不一定要新增公共設施或高額的補償金，而是透過了解過去發生的事件，共同尋找未來合作共生的可能途徑。
溫度的不正義，在你我身邊已經存在甚久，只是加害者渾然未覺，被害者不以為意。要追求公平正義，有賴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共同合作，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導，利害關係人的參與討論，我們才能準確地指認出藏在溫度裡的不正義，並且共同推動改變。
*註3： 台北盆地的萬華是新店溪港口，其舊名「艋舺」即台灣原住民平埔族凱達格蘭族語「獨木舟」之意；台中盆地的大里則是大里溪港口，其舊名「大里杙」的「杙」字，即是設置在岸邊用來固定竹筏船隻的木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