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初,葉倫對於美元武器化的擔憂並非毫無根據。一年後的2023年4月,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魯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上海預示美元的衰亡時,獲得中國達官顯貴的熱烈掌聲。他對著高興的群眾問道:「我每晚都問自己,為什麼所有國家都必須把美元當成他們貿易的基礎?金本位制消失之後,到底是誰決定由美元作為基準貨幣?」而且這個問題也不只有他提出──他只是眾多煽動性言論當中最大聲的,而這樣的言論是由各國領袖(從阿根廷到沙烏地阿拉伯、馬來西亞和印度)所形成,每個國家都在尋找新方法來避開美元。
美元衰亡的預言已經流傳好幾十年了。1990年代初期,有人說日圓正在取代美元,也有人認為歐元是潛在的篡位者。事實證明,這兩個觀點都錯了。但自從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傳統的全球同盟徹底解體,世人再度懷疑美元是否失去原有的力量。自從拜登總統決定將美元當成懲罰普丁的手段後,接下來那一年美國顯然就讓它的經濟武器火力全開。就像巴西總統魯拉一樣,敵人和盟友都開始擔心自己假如沒跟美國站在同一邊,美國是否會用對付俄羅斯那種經濟戰來對付他們,因此世界各地的領袖都開始尋找美元的替代品。
有些反彈的意見是公開的,例如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這個陣營叫做「金磚五國」)正努力開發一種新的共同貨幣。有些反對者的態度則需要細細觀察才會發現,例如世界最大的紙漿生產商,首次討論嘗試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交易,以跟隨多元化投資各種商品(鎳和石油市場)的趨勢。以上這些舉措,都將慢慢削弱美元化的世界大網。2001年,美元占了各國中央銀行外匯存底總額(等於一個國家的儲蓄)的73%。經過20年的經濟制裁、一次金融危機、以及對美國逐漸醞釀的不信任感之後,這個比例降至60%以下。
各經濟圈內的專家都公開質問:「假如二戰後那場決定命運的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中,美國官員未能如願將美元捧上王座,世界是否會變得更好?」、「因為依賴美元而惹上麻煩真的值得嗎?」
2008年美國造成的房市危機震撼全球市場後,投資人和盟友提出了同樣的問題;2018年時任美國總統川普開始課徵貿易關稅之後,他們又問了一次。
美元的支配地位出問題,連帶讓美國的霸權也出現問題,迫使其進入新的防禦型態。再次強調,其中有些反對的態度與跡象很細微:2023年春天,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低調召開公聽會,討論該怎麼「留住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此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研究室(提供客觀公正的報告給美國國會),發表了一篇長達43頁的論文,探討17世紀以來,導致貨幣支配地位產生變化的歷史模式。
然而導致美元支配地位受損的最大因素,並非源自國境之外,而是來自一連串的政策自傷,使大家不禁懷疑,美國是否應該繼續作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中心。近百年來,全球秩序首度出現變化,有個明確的聯盟(以中國為首)正在團結起來挑戰美國的權力。與此同時,美國也在應付國政方面的內部衝突,而這些衝突正不斷削弱領導人和選民之間的信任。
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秩序可能失序?
自從美元被尊為世界通用的貨幣,它面臨過幾次危機,有些微小但顯著的裂痕已經變成了永久性的傷害。
這些危機可以分為兩類:國內和國外。在美國國境內,美元從美國造成的全球性金融大災難中倖存下來,這場災難使得財政部的美元總管們面臨了信用危機。之後美元遇到了一位善變的總統,一再表示要積極介入外匯市場,弱化美元以獲取政治利益。
然後,美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嚴重忽略了「擁有統治世界貨幣」所帶來的不利因素。支持美元強勢價值的政策,是19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關鍵信條。全球化與美元的高價值,為許多人帶來豐厚的財富,以至於美國的領導者們忽視了一件事:有一大群美國民眾正在受苦。一種貨幣過於強勢且稱霸太久,再加上經濟整合使得外國競爭者分走了美國製產品的市占率,讓美國製造業的枯竭更加惡化。本世紀的頭十年,「飛越之州」(譯按:flyover states,泛指美國中西部地區)的美國居民們,眼睜睜看著他們的就業機會被移至中國和世界各地,他們發覺自己攀爬經濟階梯的能力變弱了,而權貴們卻在歌頌導致這群平民衰敗的罪魁禍首。這樣的疏忽使得國內的社會與文化方面爆發了騷亂(從選舉遭到質疑,到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在美國政界崛起),讓美國民主制度的核心信條蒙上了一層陰影。
我們很難知道這個自我破壞的循環從何時開始。起點是2019年,川普考慮指示財政部長史蒂芬.梅努欽「弱化美元」嗎?還是始於全球金融危機發生時?又或是美國立法者黨派對立顛峰的2011年和2023年?當時美國的領導者們對於債券上限的議題爭執不下,讓投資人懷疑,國會是否無法在提高債務上限這個議題上達成共識。這一切都讓美元看起來更沒吸引力,且讓人對美國留下了這樣的印象:變弱的超級強權,並有著一套飄忽不定的財政管理制度。這個新形象可不是好兆頭。接續不斷的領導權之爭(總統質疑選舉結果、笨拙的眾議院議長之爭)亦持續為國家帶來不穩定的因素。
經過好幾個世紀,歷史已經展現了貨幣與政治優勢之間的連結。18世紀,當英國取得經濟影響力時,英鎊取代了荷蘭盾。接下來數十年換美元稱王,因為美國超越英國成為20世紀中期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股浪潮可能會再次變化。
去美元化的後果影響深遠。它意味著美國必須量入為出,或是應付更高的借款成本。由於能花的錢變少了,嚴重分歧的國會將被迫大幅刪減預算。美元儲備率下滑,將會限縮華府在經濟面的治國選項,最終弱化一條能夠對全球衝突產生影響力的關鍵管道。只要越多國家和公司,不靠美元就能建立直接的貿易通路,美元的影響力就會越小。
而在一個因全球化缺陷變得支離破碎的世界中,未來的世界秩序是否仍能藉由美元維繫在一起,就有待商榷了。民族主義式的經濟政策,如今受到共和黨和民主黨雙方支持,有時甚至會取個比較好聽的名字,像是「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美元不再是為了更大的利益而存在,而是為了照顧美國的盟友。
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秩序,讓美國能以低利率借到鉅額的債款(2023年為33兆美元),這都是因為世人知道,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止美國政府償還款項。這種信用非常重要,畢竟債務一直都是美國強大經濟實力的關鍵。因此,正如美國的領導者試圖彰顯其永久持續且強大的民主制度,他們也努力展現出經濟面優勢。這也延伸到政府的聯邦債券市場──它是政府、企業、投資人和個人在面臨不確定性時(可能是戰爭或流行病)的避風港。
強勢的美元源自美國強大又持久的經濟,因此它崛起與存續的故事,就等於美國自身興盛又長久的歷史。正如曾於1995至1999年任職的著名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說過的:「民主的命運和市場的命運是密不可分的。」